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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县

第三篇  回忆片断

 

时光流逝,烽烟消散。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或许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对于经历了那段难忘岁月的人们,一切仍然是那么的清晰。这些深情的回忆,再次带我们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日子,一同感受岁月的峥嵘。

 

 

化整为零第十二团

“九·三”暴动后,按上级指示,正式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笫12团,以刘光夏同志为团长,蓝胜青同志以县委书记身份兼团党代表。党领导的兴宁第二次暴动成功和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成立,震撼了兴梅地区,大长革命人民的斗志。我们党和部队,就以湖尾为根据地,向外发展,加速扩大武装,先后进驻兴凤寺以及石马、南口、和山等地。

19282月左右,兴宁城区的反动武装加强了,随时下乡袭击我们武装,并四处围捕革命群众。县党团部队领导人决定把12团分散于永和、径心、新圩等区内,武装力量集中转移到水口区境内活动。为了统一指挥,加强武装力量,将水口别动队力量并入团部,调刘通玉队长为团参谋长,调我为团政治部代理主任。从此,第12团的武装力量,大大加强,士气旺盛。但当时,兴宁县城附近,反动力量集中,原来的据点极不利于活动,当时县和团队领导决定,前往五华县与古大存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7团会合,部队在横江白石寺一带集中后,挺进五华县属郭田、布尾,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在郭田、布尾休整了几天,加强了党团活动。团党代表蓝胜青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部分党团员会议,并接收当地农民自卫军10多名,自备武装,参加了部队。吸收当地党的领导人江杰夫为团部秘书长。随后便到了五华县的双头,准备和五华县的武装汇合,五华派古怀率约20名武装来迎接。双方会商后认为,我县部队不宜留在五华,应返回兴较好。于是,我部又折返兴宁。

约在3月下旬,敌人集各方反动武装围追我们,日甚一日,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党团领导决定向江西省边沿地带挺进,拟北向先行占领龙川县赤岗圩。这时,大家均感到一离开县境,情况不明,很不容易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遂又决定折返兴宁。于是派我率数位同志先回到朱子莱山区,探视敌情,据查敌军不敢住在山区,即返回兴宁县城去了。我们在归途中与部队相遇,遂将所得情况,一一向蓝胜青、刘光夏等领导同志汇报后,当晚折回掌鸭塘曾不凡同志家乡宿营。晚饭后,先后开大小会议,整整开了半个夜晚。大家认为,当前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不宜集结大队,应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才易分散目标坚持斗争。大会上,蓝胜青同志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及急需采取化整为零战略的道理,号召大家投亲靠友,暂作埋伏,伺机再起,将来集结时,另行通知。当天未明时,大家就把枪支武器放下,集中密存于一处,彼此忍痛地离开革命大集体。

12团自化整为零后,还集合了一部份同志,由巫屋转移至龙川县霍山。约在4月,遭到龙川、兴宁两县反动武装的袭击,刘道灵、罗肇庆等同志不幸牺牲。从此,第12团在县城附近完全采取小组活动,1928年下半年后,重点转移到水口、宋声和大坪、大信等地活动。

 (节自罗坤泉《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活动片断》)

 

行医踏上革命征途

我是创建龙川县大塘肚革命根据地的参加者之一。抚今追昔,不胜怀念创建五()()()县党的领导机构及县苏维埃的当年战斗历程。

我是医生。1928年仲夏的一天,我在马布为一个老人看着病,留陂一个姓骆的青年(忘记名)悄悄走来,叫我同去为一探亲者诊病开药方。这个“病人”叫骆达才(又名芹香),龙母区田北乡人,约二十来岁,个子修长,微黑的脸膛浮现出刚毅气质。他知我来了,从一个小暗房里出来让过坐,说:“如香先生(后改曾彪),我来这里探亲,本没有病,闻你行医不索取贫民百姓钱,我很尊敬你,想跟你谈谈,罗口、骆歧一带你知不知道有农会的事?”我说:“这一带交通闭塞,只有一些读书人才谈论过兴宁县、龙川城、铁场、龙母有农会,闹共产。但谁也不敢多讲,讲了怕惹祸。”骆达才又说:“你在这一带人熟地熟,以你行医的方便,就讲讲农会、共产党吧。”我点点头问:“农会怎么样的,行共产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说:“农会是耕田穷哥组织,行共产大家有田耕,有饭吃,人人自由平等。但要小心点,对有钱佬,切莫乱讲。”通过这次短暂的接触,我们开始产生了默契。之后在慕道、园田见过面,只是互相点点头,极少交谈。

早在1927年暑期,兴宁县大坪青年共产党员罗屏汉通过与大塘肚钟德清同学的关系,借探学友之名,来大塘肚作首次调查,从中向钟大明、钟佐良等个别穷苦青年农民播下革命火种。19283月初,罗屏汉与刘琴西(紫金人,东江特委巡视员),刘光夏、陈锦华、胡燧良(均兴宁人)联袂来到大塘肚筹建农会,组织龙川大同盟。胡燧良为大同盟主席,罗屏汉、刘光夏、罗文彩、张海(均兴宁人)、钟佐良为委员,提出反帝反封建、抗租抗息、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来组织村上的穷苦青年。

此后不久,骆达才约我往马布庙谈了一次话,罗屏汉和袁祥钦(园田人,又名田圃,黄鹤楼)、骆均光(龙母人)也在这里,使我从中悟出骆达才是共产党员,而且是赤光、龙母、铁场区的农运领导人,与龙川的叶卓、黄觉群,兴宁的刘光夏、罗屏汉等有了组织上的联系。在谈话中,骆达才和罗屏汉还道出龙川有了大同盟组织,大塘肚有了农会组织。这次谈话,对我启迪很大。

从此,我在行医过程中,也较大胆地向穷人宣传农会,宣扬共产党了。

  (节自曾彪《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始末》)

 

 

创建大塘肚根据地

1928311日,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四百余人攻占龙川县鹤市失败后不久,兴宁的蓝胜青、刘光夏、张海等同志领导了一次神光山的武装暴动。那时因执行盲动冒险路线,暴露出起义军弱点,苦战二天,牺牲很大,即撤出兴宁城,被迫走上霍山,据险坚守一个多月。在据险坚守的战斗中,起义队伍在获得了黄居仁同志老家——桥头一带农民的粮食和弹药的支援后,在太乙岩召开了有五兴龙三县党员代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骆达才代表龙川党员参加,经协商成立了统一三县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蓝胜青、刘光夏、叶卓和五华的古清海被推举为领导成员,叶卓任“临委”书记。

为了摆脱被围的险境,临委作出决定,选准突破口,趁夜把剩下100多名起义军撤出敌人包围圈。行经赤光地区,为当地反革命武装所截击,折回兴宁,化整为零,将其中一部分人员分散在兴龙中北部边境掩蔽起来。

这部分起义队伍转移到兴龙边境不久,为了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临委”在东江特委刘琴西指导下,选择了龙川县大塘肚为革命根据地。大塘肚,周围重峦迭嶂,林荫蔽日,远离县城,是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的地方。且已由罗屏汉播下了革命种子,有利于我们武装割据。经“临委”作出决定,于1928109日即(农历八月廿六日),由23个同志化装成赶集的小商贩,配备3个狐狸炸、3条破旧短枪,在罗屏汉、陈锦华两同志率领下,从大塘肚出发,一举攻占大坪圩,缴获反动民团枪械7件,击毙团董以下3名大恶霸,震动了兴龙两县。队伍胜利撤回大塘肚的第二天,乘胜缴了罗口乡民团的枪弹,并乘势征集到罗口一带的民枪、长枪40多支、子弹2000多发。接着成立了东江游击大队,张海为大队长,罗文彩为副队长,罗屏汉为政委。不久,张海带了一部分人员往江西省寻乌县协助开辟新区,大队长改由陈锦华兼任。

大塘肚革命根据地和东江游击队的建立,大长革命人民的士气。进军鹤市失利与神光山暴动失败而分散掩蔽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罗柏松、潘火昌、刘裕斋(均兴宁人)、古汉中(五华人)、崔兰(龙川县鹤市人)、郑强、郑美(均龙川县登云人)等,纷纷赶来大塘肚,革命声势复振,农会组织很快扩展到兴龙平寻边境的大片山村。

       (节自曾彪《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始末》)

 

 

北迁革命领导中心

1929年底至1930年冬,大塘肚和园田这两块根据地遭遇敌人几次大进攻后,五兴龙县委和龙川县党政机关稳不住脚,被迫转移到平远和大信,再迁到寻乌县大同,只留下一、两名留守人员负责联络,相机策划袭击力量薄弱的敌人。但战果不大,政治影响不深刻。

县党政机关北迁后,兴龙两县反革命武装对根据地袭扰更凶,骆汉燕、刁绍光等一小撮人经不起考验,贪生怕死,出卖同志,叛变投敌。不久,这些叛徒虽被古汉中、曹正洪、蔡梅祥等带领的驳壳队所击毙,但已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此以后,我和骆达才、潘火昌、彭城等一批领导干部上调江西工作,较少回县活动。

 193012月,中共五兴龙县党员代表大会在东江特委刘琴西同志指导下,在江(西)广()苏区上南扒召开。到会代表20多名,我和郑美、刘华伍代表龙川党员参加了大会。大会时间七天,通过了成立中共五兴龙县委和改组县苏政府等领导机构的决议。古清海当选县委书记,郑美、罗柏松、曾庆禄(平远人)、刘汉、曾九华(均兴宁人)等为委员。经改组后的县苏政府主席为刘裕斋,将各县游击队统一于中心县,改称为五兴龙县游击总队,罗柏松任总队长,钟其(上坪人)、曾森荣(梅县人)、郑强分别担任第一、二、三中队长。县委、县苏机关设在下南扒,县总队部设在新村温屋。罗屏汉同志调任赣南军区副主任,因古清海同志没有到职,县党政军日常工作由东江特委指定陈锦华主持。

从此五兴龙三县的革命领导中心由兴龙边的大塘肚转移到兴平寻边南扒村。

 

(节自曾彪《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始末》)

 

 

艰苦卓绝的反“围剿”

五兴龙县苏政府的建立,象一把尖刀插入粤赣边反动统治的心脏,刺痛了县内外的敌人。从19296月至1930年冬,敌人对大塘肚苏区反复“围剿”,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96月,龙川反动县警大队长蔡雷鸣,纠集赤光区、龙母区、罗口乡反动团警400余人窜犯大塘肚,我县区游击队、村赤卫队300余人在县大队长罗柏松、区联队长郑强的指挥下,并得到妇女和小孩呐喊助威,分兵抢占了水口对峙两座山头。与敌人激战五天五夜后,终因我军武器差,欠缺弹药,被迫掩护群众撤上高山密林。赤龙铁区宣委吴联芳、赤卫队员钟大伦、钟大凌等三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被烧房屋8座,抢走耕牛16条,财物一大批。苏区军民遭此大劫,毫不气馁。反动武装刚一退出,立即组织军民扑灭火焰,砍竹木,搭临时草房,安排好无家可归群众,继续准备投入战斗。

农历廿四,家家户户正准备过春节,罗口乡反动地主、民团头目吴子韩探知县游击大队、区联队、部分赤卫队员去了大信接受整编,后方空虚,便纠合龙母、赤光区和罗口乡反动团警200多名,突然闯进大塘肚,纵兵大肆抢掠和烧杀,全村群众走避山头,过年无米可炊。特委指派叶卓带工作组10余名深入深山老林慰问,动员群众下山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积极备战。春节后不久,区联队一部分指战员奉命从大信赶回大塘肚,会同大塘肚、罗底下、横江、桥背、上下畲、岐岭等村赤卫队500多人,于白天袭击了罗口反动民团头子吴子韩家。我们抄了其家,破了其仓,分了其粮。

 193010月初,大塘肚军民全力支持开辟新区,发展游击战争。为了扩大经济收入,渡过难关,县总部组织短枪队分别把甘陂恶霸地主邹梦鳌、罗岗大地主袁跛手的孙子、新田土顽刁亚煌等几个抓获关在大塘肚山寮里,迫其交枪交款。反动县长经过一番策划,指令县警大队长蔡雷鸣纠合龙川、兴宁、五华、平远、和平等县反革命武装1800多名,实行所谓五县大“会剿”,兵分三路攻入大塘肚。敌人进村纵兵奸淫抢掠两天。敌人还扛来风车放火烧屋,致损失惨重。

党中央获悉大塘肚苏区数遭敌人严重破坏,极为关切。来年四月间,派古柏专程慰问受害军民,并视察了工作。古柏作了一次报告,强调一个革命干部要过好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家庭关。临别还挥毫赋诗一首:已经革命掀高潮,要有坚贞不屈挠;任你飘摇多挫折,中流矗立阻波涛;风餐夜宿多欢受,弹雨枪林莫惧劳;故土家乡休恋念,与民团结共同袍。

大塘肚苏区几经遭劫后,田园荒芜,瓦砾堆堆,群众生活苦,部队、机关就食难,县苏政府机关被迫撤到江西省寻乌县太同办公,不久又转移到平远县大信,只留下机动灵活的游击小组坚持战斗。在一年多时间里,大塘肚革命根据地经历大小战斗24次,其中上千敌人的侵犯达5次。

(节自钟德清《回忆在大塘肚苏区的革命斗争》)

 

 

峥嵘岁月大信苏区

1926年冬,胡凡尘、罗月明来到大信岩前文祠里梧光书舍活动。1927年在岩前成立了党支部,开始,岩前支部书记是亚章古(又叫刘国泰),以后是刘思振,支委有赖左民、谢亦程(谢国仁)等。成立支部时,我还未入党(我是1928年参加革命,19293月入党的)1928年,廖凯明任中和党支部书记,刘辙(刘光夏之侄)当过团支书,当了有一年时间。1928年初,罗屏汉、潘火昌带了许多人来岩前,来到以后就到处缴枪,连民团局的枪也缴了。19283月,在石南鞍山上成立红军第三营,营长一开始是罗屏汉(罗是东江巡视员),政委潘火昌,军需长周粦汉,全营80多人。

第三营成立后,驻扎在鞍山上。我在营部煮吃(做伙夫),煮了两个月后,调我当特务长,负责采买枪枝、食品等。到1929年冬成立五十团,又派我到五十团笫二连当特务长,二连的同志都是红四军留下的,讲的外地话我听不懂。我便写条子给团部,要求调动工作。刘光夏团长叫我到鞍山上革委领导的模范队当队长。一次,我带领十多人去打蕉坑,我跌倒受了伤。后任瑶兴乡乡政府主席,副主席是刘仁光。

192878月间,成立兴宁笫五区苏维埃政府,第五区下面分六个乡。区苏主席陈思贤(陈恢),后李景华,副主席刘思振、刘思先。当时的区委书记为刘振时,区农会主席为刘醒魂,财粮刘兴。五区区联队长为王耀兴,1928年以后为赖元洪。1929年夏,在石南鞍山上成立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主席罗屏汉,委员有蔡梅祥、张瑾瑜、曾九华、刘卓中(负责文教)、蓝再韩(负责宣传)、蓝亚梅(负责妇女)等。1929年冬,刘光夏由水口经岑峰来大信,同行有蓝亚梅、何亚清、巫亚莲(刘卓中妻)、张瑾瑜等16人。刘光夏上来大信后,立即了解情况,召集在大信的县、区委领导开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一天。开完会后,岑峰、大田的队伍都下来了,就成立了50团。50团的组成,由留在大田的红四军金鸡领导的队伍约100人,丹竹楼区联队20多人,江西寻乌21纵队古柏、钟锡球领导的50多人,大信区联队30人,第三营80多人,曾义生领导东江游击队80多人,共500多人。

50团成立后,就去打石正,缴了敌民团10多支枪,一把望远镜,捉了一个开长春堂药店的老板(梅县人),罚了他3000元白银作军饷。50团在打石正之时,刘光夏就接到了情报说,陈楚麓、潘明星、谢海筹等几百人在大信村尾新南坪上登山了。当时我和几个“伙夫”在村尾坪上煮饭,看见敌人在石乐陂登山。我50团连夜从石正赶回来,饭还没有吃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我军边同敌人打边吃饭。我们同敌人打了三、四个钟头,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我军伤亡也有七、八个人,团政治部主任袁荣在战斗中挂花。敌人当天下午退回去了。第二天,刘团长召开军事会议。刘团长说:“大家砻谷,备粮食,打罗浮、罗岗。”第二天,我50团的队伍(没有去打罗浮、罗岗)开到江西去了(即打澄江去了)

(节自王象昌《回忆大信苏区的革命斗争》)

 

 

革命烈火赶走地主

1929年,大信工作队(也就是驳壳队)队长罗屏汉,队员周昭汉、袁荣、周陶先、周卓汉等20人,他们在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到处张贴标语“打倒地主恶霸”、“实行减租减息”等。这样,不少地主都不敢收租了,但我村里(罗栋村)的大地主钟雪南依势有一支驳壳,二条好长枪,几支土枪,继续收租。七娘凹一带的租谷收完了,钟雪南还叫钟钦标、钟光远(二人都是吃鸦片的)到岩前佃户刘国泰家里收租。大信驳壳队刘胜贵责问他俩为什么还敢来收租,钟钦标、钟光远说:“钟雪南叫我来的,有钱给我(挑一担谷四毫子),尿缸我们也肯捧(抱)。”结果,四个驳壳队员就把钟钦标、钟光远拉到岩前圩坪打死了,把收租用的包斗放在钟的尸首上面,还写了一条大标语贴在尸体上,来往人都看得见。这件事对远近影响很大。

当时我们姓有大小房,死者钟光远属大房,钟钦标同我共房,属小房。两房人一起开会商议,决定派人去质问钟雪南:“为什么还去收租。打死的人怎么办?”开始,钟雪南不理睬,我们就把尸体抬到钟雪南门口,钟雪南只答应给一点埋尸钱,我们不同意,两房人又派代表去论理。钟雪南蛮不讲理,不商量解决,在他房里向外边打台枪,谁人去都打枪。怎么办呢?那时岩前早已组织农会了,于是我们想到了农会。

记得还没有过中秋,我就去到岩前刘思振那里,还见到了刘思先、陈思贤。他们告诉我说:“要抵抗地主,就要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工作一定要保密。”不久,我发动了十多个人去到蕉坑上围陈屋(即陈思贤屋里)开会,会场上写有“马克思列宁精神不死”,台上盛着米,插着香,刘思振带着大家宣誓,他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刘思振说,今夜入的不是亚宝会,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这已经是第三批入会了,只因为我们罗栋村被地主钟雪南把持着,说“谁加入共产党,我就把他全家杀掉”,所以我们入农会比较晚。那晚入会的共有40多人,包括蕉坑、小佑、罗栋3个地方的人。自此后,大信全部加入了农会,共有8个农民协会,入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罗栋有200多人,蕉坑300多人,瑶兴有300人,岩前有100多人,蕉湖有300人,石南有300多人,中和有200多人,小佑有100多人。罗栋农会主席钟敬粦,财政钟日新,文书钟××(记不清了)。

 1929年10月17日晚上,天晴,月亮很亮,我正在煮夜(做晚饭),罗屏汉从石南派来一个同志问我:“你的赤卫队(我当赤卫队长)能组织多少人?”我说:“立即调得动的有12个人,但是无家伙(武器) 。”那个同志说:“背土粉枪.今晚下夜四点钟登上钟雪南屋顶上的山,打钟雪南。”我们赤卫队去到新店里,那里已设了指挥部。罗屏汉、潘火昌、周凤朋以及黄心雄医生(丰顺人,有一匹白马)都在那里指挥作战。我们围攻了两天两夜,因为没有攻坚炮火,没有攻下。钟雪南依势他枪支多,土枪、粉枪10多支,台枪4支,九节炮一挺,驳壳一支,七九步枪两支,土打单响古9支,因此在屋内坚持顽抗。笫二天,罗屏汉在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派人去龙川黄埠请杨子杰(原属土匪性质,后转为共产党,他有穿墙炮),由指挥部写介绍信,派刘俊卿、刘夺山去。刘俊卿、刘夺山与钟雪南是表兄弟,二刘对杨子杰说,洋财任你发,钟雪南一家人的性命要保住。因此,杨子杰虽然请到了,带了20多人来,但事情没有办好。那时,我们已用大树筒撞穿了钟雪南屋的墙壁。杨子杰派两个人冲进钟屋,屋内上下巷径都用谷包堆结着,下厅里桌上放着一布袋花边(银元),杨子杰驳壳队的四个人见了花边,就拿去巷径里分赃。罗屏汉见状,骂了他们一顿,随即派驳壳队的袁荣、周昭汉等人冲进去。这时,钟雪南一家人已经从下边“斗光门”溜了,去了龙川兴梁钟雄蕉大地主那里。

打了钟雪南以后,我们就在罗栋正式成立农会。10月在大信石南村尾罗屋,成立兴宁第五区革命委员会,区革主席先是周凤朋,后为赖就涯,财政刘卓中,还有一个刘振环。1930年2月分田,是大概分的,每人分七、八升谷田,地主分下等田,逃走了的地主就不分。

 (节自钟亚庆《回忆“二战”时期的革命活动》)

 

 

宁死不屈的刘光夏

1930年2月11日,刘光夏从兴宁的南边带领五、六人,来到大信(今罗浮)新南(石南)县革委会所在地,成立红军50团,罗屏汉参加了成立大会,我也参加了。50团的组建,包括张国标的第三营130多人,骆达才的东江游击大队140多人,区联队50人,钟锡球的21纵队150人左右(大部分是原红四军的同志),共500人。团长刘光夏,政委陈俊,参谋长邝才诚。

50团成立后,二月间,进攻平远石正,缴了敌人100条枪。我进攻石正之时,陈尧古、潘明星又来围攻我大信苏区。刘光夏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派一个连当前锋,迎击进攻大信之敌。石正战斗结束后,50团连即赶回大信参加战斗。当时战场在石南村尾,打了几个小时,敌人死伤40多人,我方也牺牲了30多人,打到眼头麻(黄昏),大败陈楚麓、陈尧古、潘明星部队。这一仗打完后,我50团的武器装备比较好了,战斗力加强了。

不久,就去打江西省寻乌县澄江。刘光夏在澄江战斗中受伤后,何金娣背着刘光夏撤走,刘胜贵跟随着(何、刘都是刘光夏的警卫员)。敌人追上来了,刘胜贵便甩掉驳壳套,迷惑敌人,以此来掩护刘光夏撤走,敌人以为是枪,争着抢驳壳套,所以又走了一段路。敌人又追上来了,刘光夏因伤势重,不要何金娣背,说:“背不走了,愿受其死,不受其辱。你们两人给我加枪,带走文件”——这是何金娣当面跟我讲的。刘、何两人立即跪下,不敢加枪,刘光夏又说:“不加枪,就不是革命同志,你们不加,我加。”说完,刘光夏从刘胜贵手里拿了枪,在自已的喉头下加了枪,壮烈牺牲了。

澄江战斗,我军受到极大损失,从澄江冲出来的原21纵队的50多人,他们回到寻乌去了。原东江游击大队的20多人,其中有何金娣、刘胜贵、周耀先、骆达才等,除刘胜贵回去岩前家里外,其余的人,后来都参加了罗屏汉重新组织的东江游击队。新组建的东江游击队,是于1930年5月在大信成立的,除澄江冲出的20多人外,加上区赤模队50人,共有70多人,队长骆达才。同时,罗屏汉还整编了五区联队,也有50多人,区联队长黄耀兴,有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蕉坑姓谢的,因病在家,由副队长负责;我在第二中队当中队长,有20多人。那年5月,我由张瑾瑜介绍入党,同时一起入党的有钟敬粦。

(节自钟亚庆《回忆“二战”时期的革命活动》)

 

 

整编东江游击大队   

19308月,兴宁张英、谢海筹、陈尧古、曾昭明等反动武装,纠集平远县石正王甲团长、寻乌县丹竹楼团防,共四百多人,在叛徒和地反刘达仁、钟雪南等带引下,向大信苏区全面围剿。敌人分兵两路袭击,一路走大信蛤蟆石,一路走岩前。816日天未亮,张英等两百多人攻岩前。黄耀兴率领的区联队五十多人,我带领的罗栋模范赤卫队16人,共70多人,在岩前与敌驳火,顶不住了,就往中和撤退,退到瑶兴。有群众说大信有敌人进攻了,我立即绕山路走到中和上尾村,见到屏汉同志,汇报了敌人进攻岩前的时间、人数。我问屏汉上边有多少敌人?他说有200多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只好撤退。敌人追赶来了,罗屏汉带着东江游击队和我们区联队撤退到大信靠黄陂的山厂下(烧炭、挖木杓的地方),住了两夜,后来转到寻乌县岑峰苏区。

大信失守后,10月上旬,曾九华带了东委的陈锦华来到五兴龙县委所在地——黄陂新村苗畲径(即曾九华处)。县委的同志即带陈锦华到岑峰找到罗屏汉,当夜开会,陈锦华提出:“大信苏区已失守,要想办法恢复武装,不要分东江游击队、五区联队了,把这些武装,整编为东江游击大队,驻扎在岑峰。”谁来当东江游击大队的领导?罗屏汉对着骆达才说:“你是个长命鬼,就我对面的骆达才好了。”骆说:“我不搞了,我愿跟着县委,背条枪。”曾义生也说不当领导了。推来让去,最后罗屏汉说:“还是你们两人,骆达才当大队长,曾义生当政委。”这样,东江游击大队又重新成立了。大队分四个排,我在第一排当排长,副排长姓刘(平远人),每排三个班,每班12人左右。

19301120日,东江红11军参谋长梁锡祜、东委刘琴西在五兴龙县委潘火昌的陪同下来到留车——寻乌县委所在地。根据上级的指示,研究决定,将东江游击大队、平远游击队、寻乌游击队、龙川畲辣区游击队20人(罗伟珠是屏汉之弟,在畲辣当区委书记,后被当作“AB团”杀害)整编为东江红11军独立营,任命彭城为营长,罗屏汉为政委,梅云香为政治部主任,罗文彩为副营长。全营500多人,设三个连,一个营部特务排。一连连长黄世昌(龙川人),副连长钟福昭;二连连长钟亚庆,副连长钟树其(后赖兴龙,寻乌人)、指导员王丁年;三连连长黄胜,副连长陈胜昌(寻乌人,后变节),捐导员谢远青;特务排长周卓汉,副排长袁桂方(兴宁人)

11军独立营,主要在寻乌苏区活动,任务是巩固寻乌苏区,壮大力量向外发展,夺取兴宁县罗岗、罗浮等地。

   (节自钟亚庆《回忆“二战”时期的革命活动》)

 

 

终生难忘小平同志

19323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部的一营部队攻打寻乌车头,我带领部队接过牛斗岗去同敌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左肩负重伤,于是,我指挥部队退回车头。车头有三个大围屋,都是有炮楼的,因为一连还未联络上,安排二、三连分别驻扎一个围屋,我带特务排驻一个围屋。敌人又追过来进攻围屋,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四时,敌人受伤很多,攻不下我军阵地,这时恰好下大雨,敌人只得撤退了。敌人退后,我独立团即转到寻乌皇乡,因为接到情报说,定南反动派正进攻皇乡。皇乡战斗结束后,独立团编到35军第八团,我因受伤,没有到八团去,到寻乌河角圩的西北医院住院。经过一个多月治疗,伤口骨碎清理不净,医院伤兵又多,我便写信给罗屏汉。他复信说,福建12军罗丙辉军长的后方医院驻扎在澄江,医生医术高明,介绍我即去澄江医治。后来我还打过电话给罗屏汉,说我已在澄江治疗,伤比较好了。

19325月,邓小平同志已到会昌工作了。据罗屏汉说,邓小平在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上提出,会昌是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离瑞金仅30里路,这么大的县没有军事部长不行,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建议设立军事部,要物色一个军事部长。邓问罗说:“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工作的干部,有无合适的人选?可以调一个来。”罗屏汉答:“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当连长,后来当副团长,现在12军医院养伤,伤好了。这个人无文化,敢打敢拼。”他们就这样把我定下来了。第二天,罗屏汉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去城江区了,与我要好的12军政治部主任罗贵波接了罗屏汉的电话。罗贵波叫我明天十点钟不要走,罗屏汉会再打电话来。次日上午十点钟,电话果然来了。我亲自接的电话,屏汉说调我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长。我说:“我矛(没)文化,我不去,搞吾()下场。”屏汉说:“无文化,有文书。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到会昌任县委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当时,我心里还想在正规部队工作,不想去。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打电话催促罗贵波主任。他们先后打了三次电话,到5月底,我只好背上背包到会昌去了。

碰巧,在路上,我走到会昌杉塘区府时,遇到小平同志。他问我:“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我说:“叫钟亚庆,到会昌去。”小平同志想了一下说:“好啊!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我叫邓小平。”这样,我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找区委的领导开过会,布置了工作,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便一同回到会昌县委(地点在大榕树背)。随即,小平同志亲自派了一个同志,送我到会昌县政府(大街上的许家祠堂)。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18岁到25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常常要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总是热情指导,平易近人。记得有一天工作后的晚上,屏汉同志提议小平同志和我三人到会昌城西门五华园酒楼喝酒。小平同志爱吃放水酒的冷面,叫了一碗冷面。屏汉同志喜欢吃酸辣,炒了一盘猪肚,一个红烧鱼。后来,我们三人还一起到酒楼吃过一次,钱是屏汉同志付的。

19327月,江西军区指示会昌县委要成立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作战分区政委由邓小平同志兼,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由罗屏汉同志兼任,作战分区指挥官由军事部长钟亚庆负责。接着,成立第三作战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从会昌红色警卫连120多人,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20多人,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140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省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端轩,参谋刘××(瑞金人)。吕、游都是正规红军来的,我怕领导不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讲。邓、罗两人都鼓励我说:“你不要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当时,邓小平同志有两支枪,一支曲尺,一支驳壳。他把驳壳送给了我,这给我很大鼓舞。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率领一百多人进攻太阳桥。我接到情报后,立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是正面与敌人接头打,而我的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把它消灭。但吕、游不同意。后来,我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觉得敌人装备好,来得凶,我们装备差,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打法,比较有把握。吕、游终于同意了我打潜伏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我带一路。事先交带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发火。战斗一打响,我先叫赤卫队同敌人接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我们一齐开火,敌人死伤8个人,只得狼狈退回去。这一仗缴了敌人12支枪。那时,我将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邓小平同志。后来,我还亲自去找邓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战况,想顺便送回驳壳枪给他(后来我又受伤了,那支驳壳,我给了参谋长)。小平同志鼓励我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说:“钟亚庆打仗是有‘教李’(计谋、办法)的。”

  19329月,我们在福建省东留又与钟少奎部队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的左手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罗塘区。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的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来。我接不了电话,收容所所长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我还听所长回电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不能去,要听候几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势。我在收容所住了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傍晚,才到了会昌六祖寺医院。笫二天,邓小平、罗屏汉两同志就来见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情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50元,作营养补助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看望我,经济条件很困难,还给我这么多钱,不觉眼泪流出来了。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却没有见到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小平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我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至今历历在目。如果,我再有机会见到小平同志该多好啊

   (节自钟亚庆《回忆“二战”时期的革命活动》)

 

 

一腔热血投身革命

1927年,年少方刚的我从兴宁县立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本村同清小学教书。当时l9班还未毕业的刘治环参加了刘光夏领导的兴宁第二次暴动,暴动成功后,刘治环从梅县南口大村里回到家乡罗浮。9月间,罗浮区巡警赖稳清捉了在罗浮卖酒的刘金兰,说刘赌博,就抓去“踩扛里”。我们由刘治环主持,组织了一个“乐群会”,决定发动群众去冲罗浮警察局,结果冲进去了,就在警察局开了会。有四、五百人参加,连谢海筹也参加了。后来谢海筹说“我不知道是共产党搞的,上了当”,他退出去了。谢海筹退出后不久,“乐群会”便不宣而散了。我们则转入地下,秘密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活动。

192711月,在澄塘村横坑里成立了澄塘党支部,党员有刘治环、刘振环(醒魂)、刘卓中、张连香、刘桂香、杨启青、邬尚荣,支部书记为刘治环,组织委员为刘振环,宣传委员为邬尚荣(磁田人)。大约三个月后,刘治环到梅县读书去了,选举我担任支部书记。19284月,胡凡尘(四川人)到我们澄塘村,到这里来领导党支部,我经常给他当翻译。胡凡尘上来,一直领导我县北部党的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胡凡尘喜欢写诗,文静。他白天住在横坑里,夜里出来活动开会,约有半年时间,后来到练优村住了好久。1929年春,胡凡尘到大坪双头山去了(当时,罗屏汉在大坪、大塘肚、双头山一带活动),后因病走不动,被敌人抓去了。

192878月间,县委书记蓝胜青来罗浮练优村巫梅方屋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到龙川大塘肚住。大坪暴动,队伍是从大塘肚出发的,由罗屏汉、罗柏松等人组织、带队的。我同刘少如、刘祥群、刘维波、谢如泉等五个人也事先去到大塘肚。在部署研究大坪暴动时,蓝胜青说,刘卓中不要去大坪参加暴动,其余四个人都去,所以我没有去。暴动前,我们对大坪的敌人经过调查摸底,知道大坪警察局逢(三、六、九)圩日,只有一个卫兵守门。我们便化了装,挑着柿子、番薯苗去袭击大坪,把土炸弹、枪支藏在里面。结果,我们打死了几个敌人,缴了大坪警察局十多支枪,为后来组织武装力量打下了基础。

蓝胜青牺牲后,东委派梁锡祜任兴宁县委书记,当了没有多久的时间。1929年由陈锦华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蓝再韩、曾不凡、罗屏汉、刘卓中等,我兼任县委秘书。我当县委秘书时,由我主持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十多人,都是各区派来的。

(节自刘卓中《“二战”时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

 

 

罗屏汉叱咤双头山

我是在1928年认识罗屏汉的。屏汉祖上在双头山有一个“文公仓”,大家的粮要送到这里。屏汉就以收租谷为名,与罗文彩来到我们双头山。晚上,他们常常来到我家“拉家常”。屏汉说话和和气气,由浅入深,他说我家“惯穷(那么穷)”,要与我“同阵(结伴)”。他说有一个很好的会,穷人入了这个会就有吃有穿。我问这样好的会是什么会?他说是农会。屏汉发动我入了农会后,又串连发动了其他许多人。不久,在我村成立了农会。我记得开会时有十四、五人。会场上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上,大家还喝血酒宣誓。接着在我村成立了党支部,罗坤生任支部书记,巫月泉、罗真古是支部委员。

1928年,我县的县委书记是蓝胜青,当时县委蓝胜青、张海、蓝亚梅、潘火昌、潘新辉、蓝再韩等经常来到我们村,住在双头山的雷公坑。这里没有房子,他们住的是茅草棚。白天,他们在山里开会研究工作,晚上就出山到村里串连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我当时是县委交通员,我的家成了交通站。县里或上级来的领导都要先到我家,弄清情况后,由我带他们进入雷公坑。从我们这里翻过大山,就是龙川的大塘肚了。

打大坪是19288月底。这次攻打大坪是罗屏汉带部队去的。有张海、张观佑、蓝漱石、潘新辉、沙伟文、潘火昌、胡燧良等二十多人,武器仅有两条驳壳枪和一条曲尺。那天正好是圩日,他们化装来到大坪圩,袭击了大坪警察所,警察闻声逃走了。仅缴了六支短枪,五、六支长枪,打死两个劣绅。大坪暴动后,队伍又回到我们村。十多天后,罗屏汉带着二、三十人回家向他叔父罗越仪(罗皮古)吊谷(收租),他叔父躲起来了,张观佑找到罗皮古,把他打死了。

1929年正月,在我们双头山成立兴龙县委,书记为陈锦华,县委委员有曾不凡、钟生发、罗屏汉、曾彪(龙川人)、钟旺才等。同时成立了东江游击大队,大队长是龙川人,他的名字记不得了。二月,在大信改编东江游击队、成立独立营,营长罗屏汉,有一百人左右。

这年春,双头山成立了乡农会,有会员二、三十人。乡农会成立后,农会负责人罗茂生、罗茂林、罗坤生等带领群众向地主豪绅进行抗租抗债的斗争。在斗争中,打死了一个到我们村收租的地主——罗来庆。有一个地主到三架笔收租被群众割了耳朵。19292月初,罗屏汉带部队到双头山打钢单,向地主要钱要枪,黄沙塘的一个反动地主去向罗岗的陈欢棠军队报告。一天黎明,陈军在叛徒吴雨斋带路下(吴在这里活动过),来到双头山,包围了村庄,企图抓罗屏汉。由于罗屏汉事先得到消息,待敌军来到村里时,屏汉早已带着部队离开双头山了。陈军扑了空,就在村里乱抓人。在叛徒吴雨斋的出卖下,陈军捉了七、八个同志,当下还打死了一个,并烧了两座屋子,其中一个屋叫“文兴公祠”。

192978月间,罗屏汉率领部队攻打罗岗,分三路进攻,没有打下,反而牺牲了两、三个同志,其中一个还是副营长。1930年底,兴龙县委搬到黄陂新村,在这里成立了五兴龙县委,书记陈锦华,县委委员有古汉中、郑强、郑标、曾不凡、曾标、蔡梅祥等。五兴龙县委成立后不久,我们双头山乡很快就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罗坤生,副主席罗茂林、罗林生。

(节自袁林生《回忆双头山革命斗争情况》)

 

 

赤胆忠心参加革命

我小时候在大坪通时小学读书,十五岁小学毕业。毕业后还在这间学校补习了一段时间。那时,罗屏汉也在通时小学读书,他比我大些。屏汉和我都很喜欢文体活动,我们虽不同班,但常在一起活动。他经常给我看一些革命宣传品,使我在思想上受到了启蒙。

大坪暴动前,我们这里已开始有革命活动了。当时的通时小学有个小学教师,叫罗根深,他常给我们宣传革命道理。罗屏汉也常到小学来进行活动。我同班同学周昭汉、罗柏松也与我谈过革命道理,问我认识如何。那时,我家庭经济还可以,但对当时的现实社会是不满的。1928年8月的大坪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罗柏松、周昭汉等十多人参加。暴动攻进了大坪警察所,缴了十多支枪。我没有参加暴动,因为我不知道。大坪暴动后不久,罗柏松看我很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便向我提出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愿意,但仅我一个人怎么搞?罗说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我入党宣誓时,杀了鸡,喝了血酒,参加宣誓的有七、八人,由周昭汉、罗柏松主持。入党后,我积极参加了发传单,割电线,搞农会和减租减息等斗争活动。我入党不久,罗根深就被捕了。

大坪暴动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河岭、大塘、岭背河、吴田、白坟下等地的革命活动很活跃,参加的人数也较多,甚至有不少地主的子侄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因此,这一带地方,有些地主变得比较开明,但在祠堂里的地主却很反动。这就在地主内部形成两派。我们共产党就利用地主内部的矛盾进行革命活动。

我父亲死后,我就走出去一心搞革命活动了。初时,党派我到吴田、黄沙塘、双头山、岐岭等地活动,在这一带成立了农会、赤卫队,有七、八十人。不久,党又调我到上大塘、河岭等地活动。我在这里开展活动时间较长,和我在一起工件的有张绍兰、张斯明(均是大成下人)、王启荣、王胜先、古汉中等六、七个人。

那时,罗屏汉已是兴宁县委书记了。他常常带武装队伍进行活动,也经常到双头山开会,我常看到的有蔡梅祥、王胜先、张汉凤、陈锦华等。有一次开会,地点不是在大信,就是在新村,那次开会成立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以后,陈锦华叫我到大坪当区委书记。我当区委书记几个月后,在大坪许多乡村都建立了农会和赤卫队。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区委到岭背河活动,被大坪区中队六、七十人包围了。在突围中,那姓杨和姓曾的两个区委都英勇牺牲了,我也受了伤。我的伤好了,就到赣南苏区去了。

我挂花前,就听到江西“AB团”活动得很利害。我到江西苏区后,听说刘光夏的弟弟、蓝胜青的弟弟都被当作“AB团”抓起来了。陈锦华任五兴龙县委书记的时候(这时的县委已由新村迁到江西),我当过一段时间县委的秘书。有一个晚上,陈锦华对我说,组织上说我是托派,我感到愕然。我对陈说:“不怕的,我不是托派,真金不怕火。”

我到江西寻乌县委宣传部搞了一年,后又到新村、南扒一带活动。那时这里是兴龙县委管了,书记是蔡梅祥。当时,龙川的径口、东坑、歧岭,兴宁的新村、大塘等均有党组织在活动。不过这时党组织的活动地方少了。后(1933年)我又接到上级命令去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学习,途中碰到罗屏汉正带着一支部队南下,我对他说,这时的兴宁基础差,党员也靠不住了,要回龙川那边活动才行。

我到苏区中央党校学习,分在白区班,学习内容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1934年下半年,我学习完后被派到部队当连指导员。几个月后(即1934年10月以后)我跟着中央红军长征,在信丰县被留下搞地方工作,任县委书记,还带了一个约四、五十人的中队,主要在江西三南(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

     (节自罗宝良《“二战”时期革命活动的回忆》)

 

 

神出鬼没转战南北

19308月,大信根据地失守,兴宁县委、县革委和第五区委机关转移到江广乡苏维埃政府境内——新村、尧畲、南扒等地。193012月间,东江特委派刘琴西到兴宁县委所在地——南扒村(属江西),主持召开五兴龙县党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七天,会议决定成立五兴龙县委会,古清海为书记。接着又成立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潘火昌为主席。此时,罗屏汉奉命需要调到江西留车独立营工作,但罗屏汉一直工作到19312月,古清海到南扒村接任工作时才往留车任职。

留车独立营是寻乌、兴宁两县地方武装组成的,是两县流动的基本部队。开始,罗屏汉任独立营的副营长,后改任营政委。19317月,独立营奉上级指示改编为独立团,罗屏汉任团政委。193256月间,上级又调罗屏汉到会昌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管辖会昌、安远、寻乌、门岭等县)。同年9月,上级又调罗屏汉到门岭担任赣南军区副主任,指挥部队抵御广东军阀的进攻。同年冬,广东军阀大举进攻赣南苏区,形势十分紧张。

为了牵制广东军阀对赣南苏区的进攻,上级决定派罗屏汉率领赣南挺进队约100(队长李大添、政委万寿)19332月来到兴龙根据地,配合兴龙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挺进队首先攻破了上畲村的反动团防,捉获团丁一人,缴获长枪六、七支,烧毁团防部一座。当日挺进队又赶到竹瓦寮村,该村团防闻风逃跑了,挺进队仅烧掉了团防部。翌日,反动团防到罗岗请到驻防敌军一营来包围尧畲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罗屏汉为了保存实力,决定不与敌人硬拼,命令挺进队返回赣南苏区。而罗屏汉自已则留在兴龙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从此,罗屏汉或上赣南苏区,或下兴龙一带,使敌人捉摸不定。兴龙根据地人民在罗屏汉书记领导下,更积极地开展游击活动,捣乱敌人的治安,斩电线,烧桥梁,捉土豪等。

19347月间,罗屏汉又带领赣南挺进队到兴龙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罗屏汉亲自率领28名驳壳挺进队员下大坪,一举攻破上大塘团防,缴获驳壳两支,捉获土豪黄耀堂(团防主任,后被逃脱)。后转回新村又带驳壳队到梅西石坑捉获土豪温湘华。两天后,罗屏汉派挺进队和兴龙游击队去进攻黄陂下宝龙团防,打死团丁一人,打伤团防主任何运发。几仗下来,激怒了军阀,陈济棠派大部队来新村搜剿我们红军部队。罗屏汉仍然采取敌进我退的战略,不与敌人硬碰,指挥挺进队转回赣南苏区。我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活动,听得到,见不着,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同年10月,罗屏汉在赣南军区(实际是粤赣省军区)写信指示兴龙革委负责同志,限七天内把岑峰炮楼烧掉。兴龙革委会接到此信后,即派八名驳壳队员化装前往进攻岑峰炮楼。敌人没有准备,措手不及,纷纷逃窜,炮楼很快被我驳壳队烧掉,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当时,岑峰炮楼是寻乌县第一坚固的炮楼,炮楼被烧让国民党反动派惊恐非常。我赣南军区则出捷报称赞兴龙游击队的机智勇敢。

19356月中旬,罗屏汉来到兴龙县委机关——寻乌丹竹楼堰塘村,他对我说:“这次是路过,不能住长。现在上级调我到东江主持白区工作,还要到五华古大存处传达上级命令,在这里只住20天就要走。”不料才住到10天,罗屏汉忽然接到上方红军来信,要他去接一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牵制敌军的后方红军。于是,罗屏汉带着警卫员黄发荣(福建武平人)星夜前往上方。行至龙川县上坪就接到了这支红军,约300人,负责人是周建平(浙江人)。当时,罗屏汉与周建平商量,决定把这支红军分为三个大队,第一、第三大队留在上坪发动游击战争,仅带第二大队约100人下岑峰。到岑峰后,罗屏汉、周建平即率领第二大队攻打反动土豪赖亦宏,打死其家属一人,捉获两人,当夜队伍赶回岑峰下寮坑驻扎。翌日,反动土豪赖亦宏到留车请到敌军关营长带领一营人前来包围下寮坑。罗屏汉率领红军与敌人激战,战斗中,他左肩被打伤,只得率部队撤到新村。

但新村的形势也十分险恶。原因是在四、五月间,兴龙游击队在寻乌蓝畲坪捉获一个来这里探望徒弟的平远石正传教的王神父(美国人)。美国鬼以此刁难陈济棠,限期要他交还王神父,若到期交不出人就砍他的头。陈济棠在美国鬼的威胁下,迅速派出自已的全部部队,还邀同赣南敌军一齐向我根据地新村、尧畲、南扒及附近山区大举包围搜剿。日则搜山,夜则设卡。此时,罗屏汉与周建平分析形势,认为若与敌人作战,则敌众我寡,徒受损失;若山中隐藏又被敌人绝断了粮食供应,难持久,这两个办法都不好。因此决定把队伍分为三个小队,派熟悉地形的兴龙游击队员带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别地去发动游击战争。于是罗屏汉带领兴龙县委蔡梅祥、曾佳昌等10多人到了大坪骆洞,找到了原来在该处潜伏的七名驳壳队员。不料数天后被反动派发觉,敌人清早就来围捕。罗屏汉指挥驳壳队员边打边退,因寡不敌众,驳壳队员全部被敌人打死、冲散,仅剩下罗屏汉独身一人。他边打边退,退到一地坟堂内仍坚持与敌人驳火。因子弹已尽,为了不被敌人俘虏,罗屏汉一饮而尽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节自曾九华《在新村的革命斗争回忆》)

 

 

浴血奋战黄陂新村

区乡政府成立后,在县区领导下,我们实行了土改,开展分田,分田的办法:将本地死地主、各地地主的土地都拿出来分,每人分一亩多田。五月间,宝龙的地主李花白、王昌甫因分了他们田地,怀恨在心,勾结黄陂警卫队长曾昭明带着30多人,加上上宝龙的后备队四、五十人,共七、八十人进攻黄陂新村。我区联队与东江游击队约有100多人(当时东江游击队原准备打黄槐,因侦察情况不准确等待在新村)。敌人从白沙溪小路分两路来攻新村,因为我们仅在大路设了岗哨,当敌人来到区联队驻地——温屋背开了枪才被发觉。原来,李花白先派何火之来侦探,知道新村温屋只有10条枪。侦探走后,东江游击队才到新村,月型屋住了30多人,围顶上住有短枪队彭城、罗伟珠等10多人,长排上住有罗思古的一个中队。敌人来到温屋背开枪后,区联队听到敌人的枪声就从小河里撤走了。罗思古率领全中队五、六十人同敌人驳了火,打了一阵,退到山林中去了。另一路敌人从洋坑尾来,有20多人,先打死了在洋坑尾驶牛(犁田)的黄展清,来到月型屋。我游击队无准备,被敌人打死了六、七个人。当天下午,罗屏汉带了几个人来到月型屋,哀悼牺牲了的同志,掩埋好尸体。

7月间,曾昭明警卫队与宝龙后备队又来打新村。我区联队20多人和赤卫队20多人,与敌人打了一仗,在新村细坑子门口打死曾昭明的警卫队员一人。敌人狼狈而逃,逃跑时还抓走了一个叫曾绍基的群众,被抓到县里坐了三年牢。

8月15日,曾昭明又邀集罗岗警卫队、罗浮谢海筹,寻乌丹溪何学贵民团共约一百多人进攻新村。我区联队、赤卫队立即登山,同敌人打。敌人找不到我们打,就放火焚山、烧屋。我们仅打伤了敌人两人,被敌人烧了下畲山林,又烧了七、八个屋子。

10月间,曾昭明警卫队同宝龙后备队又进攻新村,登上了排嶂顶。当时我区联队在老虎凹,罗屏汉带领县革委驳壳队14人,住在上南扒大丘麻屋里。驳壳队听到敌人来了,迅速从南扒走大路奔向新村,走到长排工山嘴上,就对排嶂顶的敌人射击。敌人知道我驳壳队来了,连忙逃跑。我区联队、驳壳队迅速追击敌人,我同罗屏汉追到新村社顶上,与下畲社坝上的敌人接上火。屏汉侧身射击,英勇作战,敌人败逃,跑回宝山寨去了。这次战斗,仅缴了几十发子弹。    

1930年11月,东江特委派刘琴西到下南扒黄屋主持召开五兴龙三县党代表大会,会议开了7天,决定三县合并。参加会议的有龙川县委书记曾不凡、五华县委书记古清海(古连)、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以及各县区委代表和县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五兴龙县委会,书记为古清海,委员有潘火昌、曾不凡、蔡梅祥、罗柏松、刘汉、胡坚、郑美、曾庆禄、曾九华等。县委秘书为曾庆禄。同时成立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潘火昌,委员有蔡梅祥、罗柏松、曾九华、刘汉等,并同时成立五兴龙县总大队,近200人,总大队长罗柏松,政委潘火昌兼。下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钟其(畲辣人),第二中队长曾森荣(梅西人),第三中队长郑强(龙川人,郑美之侄)。

五兴龙县委下面分四个区:上贝浮区(包括龙川的上坪、贝岭和和兴宁的罗浮)、川鹤隆区(包括龙川的鹤市、老隆)、新村第三区、大坪双头山第四区。1931年3月,五兴龙县委机关由南扒迁到新村月型屋时,东江特委派陈锦华(特派员)和廖醒中(副特派员)及陈锦华的爱人罗玉英来到这里工作。

1931年4月尾,从江西传来要抓“AB团”分子,当时,抓“AB团”是无调查研究、乱抓一气的。在新村根据地因“AB团”事件被受害的有曾森荣、罗伟珠、何思见、罗柏松、曾庆禄、刘汉等。那时批斗“AB团”分子是在新村月型老屋,斗完后就押到新村冲坑里枪决。这使五兴龙县委干部遭受很大损失。在此期间,五兴龙县总队笫一中队长钟奇无法忍受这一残酷迫害,乘奉命去打罗岗团防之机,带领其部队80多人回龙川畲辣去了。这样,五兴龙县总队完全垮了,县武装力量仅剩下二、三十人了。至10月,肃反结束以后,五兴龙县委仅剩下陈锦华、廖醒中、蔡梅祥、周昭汉、曾九华等,县委机关也从新村月型老屋迁到新村塔子里。

1931年10月25日,敌人陈济棠部下的营长李超邬带一营人,兴宁县中队长唐仁发带一个中队,石正民团王甲带四、五十人,共400多人,此外还有黄陂曾昭明警卫队和宝龙后备队,共同进攻我新村根据地。那天中午,我同县委书记陈锦华带驳壳队到下南扒抓了一个反动家伙王五古,杀了他一头猪。回到塔子里,陈锦华叫我煮点猪心肺打点心。我随即去李伯娘灶下(厨房)煮,看见塔子里坑尾来了几十个敌人,我连忙回去告诉陈锦华,敌人来了。于是,我们同敌人打了一阵,打伤了一个敌人。这次战斗结束后,县委机关也搬到上南扒。第二天,敌人又来进攻南扒,打头阵的是曾昭明的警卫队,县委书记陈锦华派游击队阻击,打死几个敌人,敌人退回新村。过了两天,敌人又四面包围上南扒大丘麻屋——县委机关。我们又和敌人打了一阵,县委机关又转移到上苗畲岭。12月,陈锦华看到进攻新村的敌人总不撤退,便将县委机关搬到寻乌芳田村。

                             (节自曾九华《新村革命斗争情况》)

 

 

红五十团血染澄江

我们今天的红色江山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回忆起在过去战争年代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我就禁不住心潮翻腾,热泪盈眶。

我参加过数不清的战斗,而最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1930325日的那一场战斗,几乎使东江红军五十团全团覆没,仅有我带领三名战士和其余零散突围逃出的共二十多人。

1929年冬至19302月,由原寻乌二十一纵队、红四军部分指战员和兴宁北部山区的地方武装合并成立五十团,刘光夏当团长,他是东江特委派来的,人很高大,很威风,人称“刘胖子”。政委兼党代表陈俊是红四军干部,参谋长邝才诚。红五十团受东江特委领导,又受寻乌县军事委员会指挥,那时,古柏是军委主任,曾招秀为县委书记。刘团长过去我不认识,是在五十团成立后我才直接受他领导,那时我在第一营第三连当连长。第二营的营长是潘火昌,第三营的营长外号叫“猪家”,作战勇敢。

红五十团成立后,就去啃硬骨头。记得,军委最先是指示我们去打寻乌县城的。在324日上午召开排长以上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刘光夏团长主持。他说,军委原先是要我们打县城,但是,现在又要求我们改变计划,去打澄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拔掉这个白点,扩大革命根据地,巩固苏区政权。他还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当时,有一部分同志表示同意打澄江,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打澄江有问题。理由是澄江一带都是敌人控制的顽固白区,我们的群众基础薄弱,那里地形复杂,我们不熟;还有,敌人的正规武装也较强,反动武装的头子谢嘉犹有上百条枪,加上他们的福建保镖钟文才几十条枪;另外,当地反动“红枪会”和经常闹封建械斗的几十姓群众也有几百条大刀长矛,也很凶。

我是持后一种看法的。于是我代表一部分同志提出意见:“报告团长,我有意见请大家研究,我认为澄江地方不好打,要放弃。是否可以按原计划打县城。”

刘光夏团长一听我的意见就火了。他说:“要服从命令!不要怕死、怕群众!打谢嘉犹嘛,没有问题,不过是百把条枪;钟文才嘛,我们一打,他就会跑回福建去的;群众嘛,更矛打(不会打)!”我耐着性子进一步说:“我们纵然打进去,也退不出来。”

刘团长更火了:“你怕死吗?要临阵逃跑吗?

我的火气也来了,顶了他一下:“陈必达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我也是十几条长矛起的家!

刘团长继续用“服从命令”等话压服我们。接着,刘团长布置:三营打右翼,一营和我连打左翼,团部打中路,各自找向导,晚上十二点钟,到目的地,候令出击。

324日傍晚,红五十团官兵吃了早夜饭,就从留车圩出发,经流圩、到三标云盖栋稍事休整,就到澄江圩附近了。

深夜,刘光夏所率团部中路先到达澄江,就跟圩镇围屋里的敌人打起来了。左、右翼走了弯路,后到达目的地,只听见敌我双方交战的炮火声。我们急忙各自先稳住阵脚,随即向澄江圩喊宣传:“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希望你们群众不要参战!

但是,围屋上传来恶狠狠的咒骂声:“你们是土匪。”

我们又喊话:“如果你们好战,我们只好打了!

敌人先开了枪,我们随即反击,用密集的火力横扫他们一阵,敌人的势头才压了下去,四周死一样寂静。

实际上,我们三路兵都已陷进澄江敌人的各个围屋据点的圈围。我们在暗中摸索,敌人在光中盘算,情况危险。我派通讯员去向刘团长请示:左、右翼可否集到团部中路,集中火力攻击敌人。但是,刘团长不同意,他命令左、右翼,暂时站着不变动,敌人打过来就还击。

下夜,天更黑,我们担心敌人摸过来都不知道,连指导员主张转移方向,不能站着等死。于是,我又派通讯员请示刘团长,他还是说:“站着不要动,等到天亮了,打进攻。”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即25日清晨,却是大雾弥漫,三步外都看不见人,我军即开展猛烈的攻击战。我军士气旺盛,英勇沉着,不顾敌人的密集炮火,猛扑敌人据点。经过数小时进攻,有一部分敌人退出围屋据点负隅顽抗。这时,我军缺乏攻坚武器,伤亡惨重,而敌军人多势众,谢嘉犹、钟文才和红枪会一起打反攻了。团部顶不住了,退到我左翼,刘团长说:“第三连打掩护,其他各连撤退!

红五十团被迫撤退,一退退了好几里天才大亮,退到竹子凹一个叫火烧坑的烂泥田里,刘团长的马陷进湖洋,许多指战员陷进烂泥里拔不出脚来。当地“红枪会”反动民团手持大刀长矛一路追击,狂呼缴枪,把我们的战士一个个砍死、刺死,尸骨遍地,鲜血染红了湖洋田,刘光夏团长和政委在战场上牺牲,参谋长邝才诚被敌人活捉后,惨遭剁肉杀害!

我率领三连战士们打掩护,乘敌人追击五十团主力时,突围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也穷追不放。跑了几里路,我突然想到腰间有一把银元,就用银元往身后一撒,趁他们俯首去拾的时候,扫出一排火,我们乘机又跑。敌人穷追,我又撒了一把子弹,然后丢去驳壳枪皮套,诱敌停顿了几次。这时,我带领的只有二十多个战士才跟了上来,以后,我们又跑田垄,又跑山凹,只有三个战士跟着我爬上了山脊。这时,我们都精疲力竭了。他们三人主张歇歇脚,夜间走,而我坚持现在白天走,而且沿河走大路,赶快回到苏区去。他们怕敌人追上来,而实际上,敌人也累得要命,爬不上来了。

于是,我们四人沿河走大路,到了三标,已是吃晚饭时分了。到了竹园下,遇到了民兵十个人,他们对我说:“是自已人。”他们关切地问,澄江打得怎么样?为了稳定群众的情绪,我说,都撤出来了,我们先行。吃了点饭,我们又跑了几里,才到留车苏区。战士家属早听说澄江打得很惨,一齐围着我大哭说:“我的子弟呢?他们怎么样了?陈连长……”

我悲痛万分,再也说不出话来,泪流不止……。

五十团惨遭挫折后,由寻乌地方武装和红四军部分指战员重新组成一个五十团。谁当团长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钟锡球当参谋长,唐天济在笫二营当营长,我先当第六连连长以后当第三营营长。

毛主席很关心五十团的遭遇,曾亲自要我和唐天济去向他汇报澄江战斗的情形。当我们讲到五十团全部覆没的情况时,他痛苦地低下头去,半晌没有作声。然后,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要打下去!”

430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四军主力和五十团,一举击溃了盘踞在澄江的谢嘉犹地主反动武装,大长了我们的志气。

                                   (节自陈必达《回忆澄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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