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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英雄史迹

阅读次数:19681 发布时间: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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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英雄史迹

 

革命,是信仰与意志的考验,是鲜血与烈火的洗礼。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兴宁县委首任书记蓝胜青,以及紧随其后的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共五任县委书记光荣牺牲,牺牲时均未满30岁。670名烈士倒下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湮没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一批从土地革命锻炼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则在此后成为中国革命及建设的佼佼者。

他们,不愧为时代的英雄。

 

 

追随远去岁月  寻找英烈足迹  讲述英烈传奇

英 烈 传 奇

 用革命歌谣教育联系群众    激战梅子坑    革命群众山歌赞颂刘光夏    写诗抒怀    机智杀敌    视死如归    纪念罗屏汉张瑾瑜烈士    智夺伯父五支枪    一首山歌传遍五兴龙苏区    百折不挠组建革命武装    诱蛇出洞智取炮楼    一心牵挂着中央分局的安危    苏区建设全面开花    英雄铁骨也柔情    智勇双全退敌兵    巧计捣敌巢    机智过人两次脱险    “金蝉蜕壳”    两次忍痛送骨肉    唱山歌教育妇女群众    蓝亚梅唱山歌    携子突围    山歌·武器·心声    血洒大信山区    卖田换钱交给党组织    用战斗维护交通线    “不要请伪保长吃饭”   ……

 

 

蓝胜青

——首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

蓝胜青(19061928),原名少辉,兴宁叶塘人,首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1922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兴民中学。1925年,蓝胜青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即与刘裕光等秘密组织“梅县革命青年团”。是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来到梅县,在东征军帮助下,12月中旬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梅县支部——梅县特别支部,蓝胜青与古柏、肖向荣等8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蓝胜青受党的派遣,回兴宁从事建党活动,2月成立中共兴宁小组,任组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兴宁革命斗争进入了崭新阶段,不论工运、农运、学运,都有新的发展。7月,被派到中共广东区委在汕头举办的东江工农运动人员养成所学习。8月,主持成立中共兴宁县特别支部,蓝胜青任书记。翌年518日,蓝胜青与卢惊涛等领导攻打兴宁县城的首次武装暴动。93日,第二次攻打兴宁县城成功。翌日在湖尾召开庆功大会,正式成立广东工农讨逆军(东路)第十五团队(后改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全团200多人,团长刘光夏,蓝胜青任党代表。12月,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永和湖尾主持召开了兴宁县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第一届中共兴宁县委员会。蓝胜青任县委书记,委员有刘光夏、陈锦华、曾不凡等。在县委领导下,设立了水口、新圩、泥陂、罗浮四个区委会和两个特支(十二团队部,石马),全县共有党员120多人。19283月底,蓝胜青带队转战梅丰诸地,远征龙川霍山。4月初,兴、五、龙三县党组织在霍山太乙岩召开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中共兴五龙临时工作委员会”,蓝为“临委”委员。43日突遭兴、五、龙三县反动军队和民团千余人包围,因敌众我寡,蓝胜青根据“临委”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而分散突围。

此后,蓝胜青率领一批武装人员到福兴梅子坑坚持游击活动,同时,还深入到兴宁北部与龙川交界的大塘肚、三架笔、大信等地,同罗屏汉一起在高山密林中创建革命根据地。同年1021日,在梅子坑胡屋召开的兴宁、龙川、五华、梅县、丰顺五县党组织联席会议遭到兴宁反动武装包围,蓝胜青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与敌人激战多时,连中数弹,壮烈牺牲。 

1952718日,经兴梅专署批准,将烈士家乡命名为胜青乡。

 

 

用革命歌谣教育联系群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兴宁反动当局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疯狂镇压工农运动,搜捕革命同志,形势非常紧张。蓝胜青、卢惊涛等共产党员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从小洋乡转移到神光山附近的梅子坑坚持活动。他们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扎根串连,宣传群众。为了更好地教育联系群众,蓝胜青写了不少通俗易懂的歌谣,如:

“正月里来是新春,发财富贵太吾匀;

 有钱人家鱼酒肉,冇钱人家吃菜根。”

“土地革命要实行,解放以后分地平;

 个个都有田耕种,衣食平均心占甘。”

这些歌谣形象生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宣传了党的主张,至今在当地老一辈人中传诵。

 

 

激战梅子坑

19281021日之夜,月黑风高。兴宁五华交界处的梅子坑胡屋,正在召开“兴、梅、华、丰、龙”五县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梅州地委联络员肖向荣和五县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曾不凡、潘英、罗毅雄、胡燧良、卢觉民等20多人。这次秘密会议是共商联合暴动。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狗吠声,蹲在山岗松林上放哨的小胡子(胡燧良胞弟胡维鑫)拨开树梢一看,朦胧中只见一排排敌人分成三路疯狂地扑来……

消息传来,有的马上拿起了枪:“我们与敌人决死一战!”但是,征战多年的蓝胜青却依然镇静,果断地对大家说:“我们只有六七支枪,我不同意硬拼盲干,我们要想办法出去,要的是保存革命实力!”

蓝胜青凝神沉思片刻后,继续往下说:“同志们,张宜和历来意志懦弱,又嗜酒如命。近日出城几天不见回来,值得怀疑。如果不是他投案告密,敌人是不会有这么确切的情报。现在,看样子山头和隘口都被敌人占领了,情况很危急。不过,估计敌人对我们虚实不明,还不敢马上靠近我们。”说着,他拔出手枪做了个手势,“既然如此,我们密切注意动向,摸黑与敌人周旋,来个调虎离山计!

敌人跌跌撞撞地窜过来,突然扫过去一排猛烈的枪弹,敌军前头的几个替死鬼纷纷倒下。敌长官马上气急败坏地调集了山门、隘口的百多名士兵,把胡屋严严密密地包围起来。

为了趁着黑暗找到突围的缺口,蓝胜青命令同志们采取“以假乱真”的计策。屋内暂时一枪不发,却叫胡燧良兄弟两人到山背制高点连放几枪。敌人误以为共产党人从瓦面跳出后山“逃走”了,便集中火力向屋背山腰上猛烈扫射……

这时,蓝胜青便马上命令同志们利用机会,说:“我和小胡子俩兄弟、老卢掩护,你们赶快从侧门向南冲出去! 当下几个同志都争着留下来,蓝胜青只好果断地下令:“同志们,情况危急,我们四人掩护,你们赶快从侧门冲出去!”

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几颗土制炸弹同时在侧门炸了起来,死守侧门的敌人横七坚八地倒下去了。在一片浓烈的硝烟弥漫中,同志们杀出一条血路,闪电般地从屋里冲出去,往山南五华方向撤退……

就在这时,顽强的卢觉民(五华代表)中弹带花了。蓝胜青见此情景,马上从沟里纵身跃出,提着两支驳壳枪沉着应战,左右开弓。敌人急跟火光射击,蓝胜青左臂中弹。为了掩护全体同志安全突围,他仍奋不顾身地在壕沟里与敌人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终于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忽然,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声震醒了蓝胜青,他见敌人更加疯狂地扑了过来,忍着剧痛摸出身边的一颗土制炸弹,用右手猛掷过去。不幸,腰部又中了数弹,鲜血淋漓。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便立即向背着自己的警卫员张观佑背上一推,命令他迅速撤退,自己便使劲往山下一滚,摸黑爬到一个崩岗里隐蔽起来。

翌晨,大队敌人搜山。蓝胜青挥动驳壳枪击毙2个敌人后,自己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此时,蓝胜青年仅22岁。

 

 

刘光夏

——东江红军50团团长

刘光夏(19041930),兴宁下堡人(今水口)。在兴宁县立中学读书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26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受训。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奉命回到兴宁组织农民武装。接着又与蓝胜青等在93日发动兴宁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攻占县城。次日在永和湖尾召开庆功大会,成立广东工农讨逆军(东路)第十五团队,刘任团长。1928年夏,五、兴、丰、梅、埔(大埔)“五县暴动委员会”成立,古大存为暴委主任,刘光夏为委员。是年冬,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翌年10月,朱德率红四军到东江活动,古大存、刘光夏到梅南向朱德汇报东江革命斗争情况。同时,发布由毛泽东、朱德、古大存、刘光夏、朱子干、陈魁亚、陈海云等7人签署的《东江革命委员会(1929-177号)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1930211日,东江红军50团成立,刘任团长。该团是寻乌、兴宁、蕉岭、平远、龙川五县武装的主力部队。

刘光夏满门英烈。在刘光夏影响带动下,其亲属一一投身革命斗争:其妻蓝亚梅曾任中共兴宁县委委员,其父刘殿阶是农民武装随军医生,其生母陈各娣和其侄刘汉仁曾任游击队交通员,其胞兄弟刘治文、刘育文均是红军指战员,都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国民党当局十分仇视刘光夏,把他列为“东江三大寇”(即古大存、刘光夏、李明光)之一。1927年冬起,兴宁县公署、潮梅守备司令部多次出布告重金悬赏缉捕刘光夏。

19303月下旬,奉东江特委之命,刘率领红50团,攻打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寻乌的据点澄江圩。在寡不敌众情况下,战斗失利,刘受重伤。敌人追上来,刘见形势危急,即令警卫员:“你背不走我了,我宁死不受其辱,你给我加枪,把文件带走!”从警卫员手里猛地夺过枪,对准自己的喉头扣了扳机,壮烈牺牲。时年26岁。

19527月,兴梅专署决定把烈士家乡命名为光夏乡。  

 

 

革命群众山歌赞颂刘光夏

崎路过哩路会平,阴天久哩天会晴,

高山倒水流岗下(刘光夏),日头一出蓝胜青。

 

光夏部队到我乡,土豪劣绅望风逃;

我军有了刘勇士,翻身从此有保障。

  

 

写诗抒怀

刘光夏在战斗中英勇无畏,身先士卒,驰骋在战场最前线。他经常教育战士:“革命就要不怕死,要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要革命到底。”在艰苦而紧张的战斗岁月里,刘光夏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荆棘当途敢远游,每怀正义度春秋;

 此间疑是桃源洞,天地容我几出头!”

 

 

机智杀敌

刘光夏既勇敢又机智,即使在非常险恶的战斗环境下,仍然临危不惧,镇定沉着地指挥作战。1927年秋的一天,刘光夏得到内线情报,说只有十来个敌人从梅县押运枪枝弹药到兴宁,他便带领部队到径心去截击敌人。不料,到了现场发现大批敌人,原来这是一份假情报!在这紧要关头,他急中生智,立即发动群众,把各户过年用的布质门红,做成许多红旗.插上周围山头。突然,枪声四起,同时大声疾呼:“大批朱、毛红军到了!”吓得敌人信以为真.纷纷丢去枪枝弹药,拚命逃跑。我军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1930年春,刘光夏奉命带领队伍北上,途经石马时,敌人派了大批兵马来截击。刘光夏得到消息后,分析了情况,随机应变,把自已的部队扮成扫墓的人,吹号的吹号,抬祭品的抬祭品,刘光夏自己则装扮成大老板,坐在轿子上,从容不迫,气度非凡,谈吐高雅。整个队伍,就是大阔佬祭坟。迎面过来的敌人也被这一队伍的“架子”镇住了,加上刘光夏又表示“孝敬”,送上小意思,哪里还敢有半点怀疑?刘光夏的队伍自然而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包围线。

 

 

视死如归

国民党反动派十分仇视惧怕刘光夏,把刘光夏列为所谓“东江三大寇”(即古大存、刘光夏、李明光)。从1927年冬起.兴宁县公署、潮梅守备司令部多次出布告重金悬赏缉捕刘光夏,他们声称:“……逆首刘光夏等倡言共产,危害党国……荼毒人民……非予严缉惩办,地方人民永无安宁之日……”。

19303月下旬,刘光夏率领红50团.北上江西寻乌攻打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据点——澄江圩。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战斗准备不充分,加上地形不熟,致使战斗遭受惨败。325日中午,澄江圩反动武装谢嘉犹、钟文才及其援兵反包围了我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刘光夏受了伤走不动,由警卫人员何金娣背着他撤退,并由刘胜贵跟随护送。敌人快追上来了,刘光夏见形势危急,便对何、刘说:“背不走了,我宁受其死,不受其辱,你们给我加枪,把文件带走!”刘、何两人当即跪下,不敢加枪。刘光夏又说:“不给我加枪,就不是革命同志,你们不加,我加……”说着从刘胜贵手里猛地拿过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喉头,扣了扳机,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战斗中,政委陈俊、参谋长邝才诚均壮烈牺牲。

 

 

罗屏汉

——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

罗屏汉(1907—1935),原名庆良,别名志鸿,兴宁大坪人。1924年,考入县立中学读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春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翌年春,与兴宁地下党领导人蓝胜青到广州参加革命活动,受敌追捕而返回兴宁。同年5月18日,参与组织攻打县城的武装暴动。1927至1932年,在大坪、罗浮等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历任红军第三营营长、东江游击队政委、中共兴宁县委委员、兴五龙三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兴五龙游击大队东江独立连党代表、独立营党代表、兴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红十一军独立营政委、寻乌独立团政委、中共会昌县委组织部长等职。

1932年7月,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兼会昌县委书记。8月,上级指示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钟亚庆任指挥员,邓小平兼任政委,罗屏汉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4月底,罗屏汉接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8月,粤赣省成立,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11月,为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指挥游击队烧毁粤东通往赣南地区重要交通线上的五华三多齐、龙川通衢鱼子渡等4座公路大桥,牵制了粤军北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保卫了中央苏区南大门,后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撰文表彰。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罗屏汉到东江主持白区工作,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队抵达兴龙根据地,与敌作战多次。翌年7月9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52年7月28日,经兴梅专署批准,将大坪区的白云乡命名为屏汉乡。  

 

 

纪念罗屏汉张瑾瑜烈士

陈昊苏

                  青春碧血映山红,烈火忠魂唱大风;

              赤帜高扬传之久,先驱榜样赞英雄。

(陈昊苏是陈毅元帅之子,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此诗是手写稿,原载《兴宁风采》第48期)

 

 

智夺伯父五支枪

l9288月,按照东江特委的指示,建立了以张国标为队长、罗屏汉为政委的东江游击队。由于武装人员骤增,枪枝非常缺乏,有的扛着没有枪栓的枪,有部分新战士连破枪也没有。为此,罗屏汉焦急地寻思着收缴枪枝的门道。

这一日,罗屏汉到大坪活动路过家乡白云村。突然听到数声枪响划破长空,罗屏汉马上一边跳往暗处,一边掏出手枪,准备战斗。循声望去。只见久安围屋背山几个人正在摆弄着一支光闪闪的钢枪,并连声称赞“好枪!”原来,当地恶霸罗越仪新买了日本贴耳马枪,在那里试枪!说起这个罗越仪,他是罗屏汉的堂伯父,远近闻名的恶霸地主。他原有好几支枪,最近勒索了赎田款l000多元,又新买了洋枪,以图对付“刁民”。然而,这枪声正好让为缺少枪弹而发愁的罗屏汉喜出望外。他回到大塘肚,跟同志们如此这般计议了一番,决定袭击罗越仪窝巢。

说干就干。次日晚上,罗屏汉和张国标带领23位武装人员摸黑从大塘肚出发,翻山越岭,来到险峻的二架笔山上。部队在山坳上稍事休息。罗屏汉再次交代了战斗任务,并指着久安围说:“就是那个大屋,住有我曾祖父以下四房近百人。我家住在上角,罗越仪住下角,他家人多,上角也住有人。我们两个小队,分由两边小门进去,全面进行搜查。我把守二层门,撤退时以两声哨响为令。”说毕,队员们分头下了山,很快便到达久安围附近的小山坡。

忽然“汪汪”狗吠,正在吃夜饭的屋中男女老少一片慌乱。在这兵慌马乱的年头,只要稍有动静,狡猾的罗越仪就喝令他的家眷爬上人字峰躲藏,自己则闪进黑暗之中。说时迟那时快,游击队直插而入,一下子便找到了罗越仪的家屋,但是,枪呢?罗越仪呢?搜遍墙角床底,翻遍箱箱笼笼,除了十三斤鸦片,什么也没有发现!队员们继续搜索着。终于,细心的张观佑在厨房侧浴室里找到了罗越仪。老张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不料反被对方踢了一脚,疼痛至极。“砰!”张观佑一急,忍住疼痛,扣动板机,一声枪响,接着又连打两枪。罗越仪象死猪般倒下,当场绝了气。老张在他身上搜了又搜,却没有摸到枪,好不晦气。两声哨音响了,根据预定时间,游击队迅速撤离了久安围。队伍回到了二架笔,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批评张观佑过于急躁,没有抓到活的,又没有缴到枪。罗屏汉分析了情况鼓励大家说:“和尚死了,庙庵还在,罗越仪死了还有他的儿子罗炯模,他的枪是一定要缴到的!

转眼到了9月下旬,一天夜里,罗屏汉与大队长张国标等计议说:“罗越仪虽然死了,但他的子弟还在横行乡里,凌虐乡民。其长子罗洋模在日本弘本士官学校学习,次子罗炯模在县城、大坪开布店,兼管家务,还有几个弟弟都是作恶多端的无赖,每年收偿千石,作威作福。我们若到他家去夺枪,整他一顿,刹刹他们的威风,容易办到。但是,枪不一定能全部搞到。如果我们采取吊参的方法,把罗炯模弄到大信去,采取必要措施,迫他交钱交枪,比较有把握。”

第二天上午,张国标带领两位游击队员打扮成屠行大老板,手擎油纸阳伞,来到久安围,找到了正在禾场边竹头下乘凉的罗炯模。罗炯模一听是来买猪的,想讨个好价钱,把自已家的几头肉猪卖出去,忙起身让了坐。双方讨价还价,拖了半天,仍无结果。后来,张国标故意使个大力用行话说:“先看看猪吧,若是大庄,也可以比市价高两三点!”炯模一听价格有变通,便领着他们一同到了猪栏里。张国标眼看时机已到,发出信号。同伴即扑向前去,预先埋伏在屋背的游击队员亦蜂拥而上,大家七手八脚,将罗炯模捆得结结实实,蒙住他的眼睛,堵住他的嘴巴,并用他家的轿子,不露声色地把他抬到大信根据地。

罗炯模是罗越仪的爱子,一贯横行乡里,作威作福惯了,如今成了游击队的阶下囚。他不思饮食,以为一切都完了。罗屏汉抓住他的心理弱点,派人警告他:“立即写条子回家,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全部枪支和白银1000元,东江游击队将保你生命安全,否则,后果自负。”为了保全性命,罗炯模忍痛写了亲笔字给其管家,乖乖地交出5枝短枪、3枝长枪(包括新买的贴耳马枪),还有白银I000元。事后游击队将罗炯模教育一顿,即放他回了家。

就这样,罗屏汉等人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从敌人手里缴获枪械,武装了东江游击队,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一心牵挂着中央分局的安危

 

把敌人的重兵吸引过来

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陷入敌手。陈济棠从江西调回军队,疯狂“围剿”粤赣边区和东江苏区。1935年春,暂驻于都仁凤山的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指示罗屏汉到东江主持白区工作。罗屏汉带七、八十人出发前往五华古大存处传达上级命令,途经兴龙县委机关寻乌丹竹楼堰塘村,准备在这里停留20天。只住了10天,就接到中央红军独立24师师长兼70团团长周建平的来信,要罗屏汉亲自紧急去接收这支红军长征时留下来的部队。罗屏汉带着警卫员黄荣发星夜前往,在留车与中和之间接到了中央红军24师师长周建平率领的这支红军队伍残部40多人。

周建平等人向罗屏汉汇报了中央分局以及五路突围的严峻局面和经过——周建平当时率两个营,为了掩护项英、陈毅突围先行下山,谁知一路遭到强敌截击、激战不已而损失严重!两人都焦急着,商量怎么样才能减轻中央分局那条突围路线的压力,尽可能地掩护项英、陈毅。最后,往国际角度想问题,鉴于在广州黄埔军校时了解到蒋介石和陈济棠都害怕美国人,罗屏汉灵机一动心里立刻有了条妙计。原来,罗屏汉想到了驻守兴龙苏区的兴宁县委书记蔡梅祥于4月间抓到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到现在还没有放回去。罗屏汉便放“风“出去 ,让陈济棠和蒋介石误以为洋教士在广东,以此来吸引、牵制敌人调大量兵力在广东搜查寻找传教士。借此机会,罗屏汉和周建平又马上继续北上接应中央红军留下的部队。几经辗转,在龙川上坪接到了也是从中央分局所在地突围出来的时任独立3团政委张凯所率200人左右的部队,以及因病随队的江西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陈正人。

受命于危难关头

当时,寻乌、安远一带的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厉害。国民党政府为了隔绝红军和游击队亲近百姓,甚至在村边劳民伤财地砍下大面积的树木,并放火烧山,出兵搜山;在商业上控制得更加厉害,按人口配给多少粮食、油盐、药品,超量作接济“共匪”论处;在政治上实行保甲联防,保甲长都是反动人物,规定群众做任何事情天黑前必须回家,出远门的要告诉保甲长批示,违反规定的作参加“共匪”处理,妄图困死我们红军和游击队。因此,这几百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长途跋涉转战途中,食宿都特别困难,而且缺医没药,全体指战员都被折腾的疲惫不堪,饥饿难忍,没有了多少战斗力。面对这种情况,罗屏汉认为,战士们必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先休整一下,喘一口气再说。最后确定在剑溪的大塘肚休整,即罗屏汉的警卫员潘秉星的同年兄弟家里,这里偏僻,但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敌人不易找到,特别安全。

4月初,部队全体人员转移到剑溪大塘肚休整了三天。期间,召开了干部联席会议,陈正人带病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陈毅、项英的决议。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决定成立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以此统一领导粤赣边区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会议一致确定选举罗屏汉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周建平为副主席,委员有李天柱、张凯、陈铁生、杜慕南、陈侃(锦华)等。罗屏汉和周建平在会议中分析了形势,从斗争实际出发,确定了任务,商量决定把汇合在此中央红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整编成三个大队,以方便分散活动,第一大队在安远,第三大队到寻乌,周建平和病中的陈正人跟第二大队(大队长齐子贵、政委陈铁生)由罗屏汉带往岑峰,到兴龙根据地进行斗争。

心中只有大局

1935年5月12日,罗屏汉带领一支队伍从丹竹楼堰塘厂下出发,继续前进。一路上不断地遭遇强敌,又出现叛徒出卖,部队死伤严重。待到6月 下旬,罗屏汉和周建平在寻乌留车和中和一带检查其他游击队的工作情况,开了碰头会,会中周建平提出是否先释放美国传教士的建议,以缓和被层层包围的局面。但是,罗屏汉自从听说了中央分局处境如此险恶,现在又一直没有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的情况,生怕释放美国传教士后广东军阀把目标转向包围他们,还是保留了意见,以不要轻易放走美国传教士为好,以继续牵制陈济棠的兵力在广东范围内搜找美国传教士。事实也正是如此,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寻找美国传教士,调动兵力三万余人,从龙川老隆一直布防到五华、兴宁、平远、寻乌等县边境山区,的确是减轻了已在梅岭(大余、南雄交界处)一带立足的中央分局项英、陈毅那边的压力。

当时,这一地区的形势极为艰难,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曹进洪、罗义妹、古汉中等相继牺牲。陈济棠加派两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兴龙根据地,从龙川老隆一直布防到兴宁平远寻乌各地,白天搜山,夜晚设卡,严密封锁;数百个乡村设立民团、自卫队,层层搜剿。而对这险恶的局势,身已负伤的罗屏汉以大局为重,镇定自若,果断部署:一面安排地下交通员先后护送需住院治病陈正人、周建平疏散转移,取道梅县汕头分别去上海、香港(周、陈后来到延安,周先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1938年在河北平山病逝;陈于解放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农业机械部长等职);一面将第二大队分为三个小队,分兵杀出重围。

最后时刻的战斗

可是,罗屏汉这支游击队却是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陷入了陈济棠部队的重重包围。牺牲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做了叛徒。战士们的生存环境特别险恶和困难,大家穿行于山林之间,风餐露宿,饥饿难忍,一个月也吃不上一粒盐巴、半滴油,饿了吃生米和野菜,不敢生火煮饭,怕烟火被敌人发现而暴露目标,多数都没有了鞋穿,光着脚板爬山越岭,全体指战员都没有多少战斗力。到7月初,只剩下十多个人。直到这时,为了突围中减少牺牲保存力量,身已负伤的罗屏汉才和蔡梅祥商量决定释放美国传教士。

这时,罗屏汉所部已经大伤元气。7月9日,已经突出重围的罗屏汉带领罗亚彬等12人转战到龙川径口,被叛徒曾火生告密,遭到陈济棠部重兵包围。敌人喊话:“山上的罗屏汉先生,你听好了,我们知道你们没有几个人了,为了大家不必要的伤亡,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下来,我保证不向你们开枪,罗屏汉先生!你是共产党的高官,蒋委员长说欢迎你投诚,为党国效力,你和你现在的部下都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考虑考虑!”很显然,敌人是志在必得。罗屏汉对全体游击队员说:“同志们!这一次是铁定了打不过敌人了,现在我们几乎已经被包围住了,山后暂时敌人还没围住,为了争取时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命令一下全部向后山缺口退,全部分散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突围后队员全部到龙川大塘肚集结!”罗屏汉指挥队员奋勇冲杀,当场牺牲和失散了十人。再次负伤的罗屏汉带着警卫员潘秉星撤退到兴宁大坪咨洞村,又中弹至重伤。潘要求背屏汉走,罗屏汉为了保存革命种子,恳切地再三命令潘秉星撤退说:“能保存一个就是一个,快走!”潘秉星忍痛走后,罗屏汉独自一人,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坚持边打边退,最后退到大坪鸭池村一个坟地里。敌人从四面猛扑上来,罗屏汉把最后一粒子弹,射入自己的胸膛。

 

 

一首山歌传遍五兴龙苏区

1929年2月,东委巡视员刘琴西亲临大塘肚检查指导工作。罗屏汉等陪同刘琴西到大塘肚周围山上以及三架笔、双头山一带勘察地形,选定大塘肚为五兴龙根据地的中心据点。3月,刘琴西在大塘肚主持召开五兴龙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兴龙苏维埃政府,主席曾不凡,副主席潘火昌,罗屏汉等五人为常务委员。罗屏汉分工负责农运。随即举行三县二十多个乡七百余人参加的庆贺大会。在一片欢腾声中,罗屏汉充满豪情地高举红旗,唱出一首出自胸臆的山歌:

“红旗树立大塘红,

  三县群英集在中;

  白犬猖狂施虎势,

    梭镖打出五兴龙!”

这首山歌概括了创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所以,很快就传遍了五兴龙苏区。

 

 

诱蛇出洞智取炮楼

1931年正月下旬,东江红11军独立营接到蕉()()()县苏维埃主席李大南的报告说,寻乌丹竹楼炮楼的团防队气焰嚣张,团丁多次到附近的岑峰苏区抢夺耕牛,追捉调戏妇女,致使当地群众惶恐不安,请求独立营抓紧解决这股敌人。

听到这个情况,担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的罗屏汉义愤填膺,马上找到独立营营长彭城交换意见,并立即派人去侦察敌情,接着连夜召开了作战会议。最后,针对炮楼的地理位置和敌人兵力的布署情况,罗屏汉提出了“诱蛇出洞”的作战方案。到会的人听了一齐拍手叫好。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大地一片漆黑,气候格外寒冷。独立营官兵踏着崎岖山路,悄悄进发,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靠近丹竹楼,潜伏在炮楼周围。

天刚蒙蒙亮,山前山后依然是一片灰蒙蒙。按照罗屏汉的部署,岑峰农会主席带领着20多个赤卫队员首先进攻炮楼。炮楼的团防主任慌忙从睡梦中醒过来,匆匆爬到炮楼上观看,只见是一支人数不多的赤卫队,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连忙擂鼓集合人员,迅速下楼追赶赤卫队。赤卫队员虽然是胆怯败退,却也是不紧不慢,打打停停,边打边走。团防主任不知是计,继续指挥团防队员追赶,渐渐地远离了炮楼。罗屏汉一见时机成熟,便一声令下,埋伏在炮楼附近的独立营二连马上乘虚而入,迅速攻上炮楼,迅雷不及掩耳,很快就解决了留守炮楼的那部分敌人。

当炮楼内传来阵阵枪声时,团防主任才知中了计,赶紧调集兵力往回赶。这时,只听见独立营各连队军号齐鸣,喊声震天,全营官兵四面包抄,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团防主任见状,慌了手脚,赶忙丢下枪支,举手投降;其余的27个团防队员也全被缴械活捉。

战斗胜利了!战士们放火烧毁了丹竹楼炮楼。周围群众拍手叫好,雀跃欢呼。接着,罗屏汉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起丹竹楼乡苏维埃政权。

 

 

曾不凡

——首任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曾不凡(1905—1934),原名南昆,又名曾青、曾波、曾白水。兴宁叶南(今叶塘)陂丰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7月,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8月,被派往汕头岭东总工会筹委会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被委任为岭东工运特派员,回兴宁领导工人运动。9月,全县成立10多个基层工会,并正式成立兴宁县总工会,曾不凡任总工会主席。总工会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纠察队。夏秋间,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6年春,中共兴宁县小组成立,曾不凡是党小组成员之一。为落实“汕头农民代表大会”决议,他回到叶塘联丰、朱子莱一带发展农会,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正式成立联丰乡农会,会员有100多人。

1927年9月,参加了兴城“九三”暴动,后任红12团政治部主任。12月,任中共兴宁县委委员。次年4月,12团在霍山遭五兴龙三县反动军队1000多人围剿,刘光夏、蓝胜青、曾不凡等率部与敌激战一天一夜。敌人恼羞成怒,将曾不凡家的房屋全部烧毁。同年冬,曾不凡调任东江特委交通局长。

1929年3月,当选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在曾不凡等人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成立了五兴龙游击大队和红军独立连,而后扩充为东江红军独立营;在大塘肚创建了兵工厂,日夜自制枪械;积极开展抗租抗税和土地革命斗争,1929年3月以后,在龙川上坪茶活,兴宁的大信、新村,五华双头苏区普遍完成了土改分田工作;建立了以大塘肚根据地为中心,通往周边地区十几个县苏维埃地区的地下交通线,纵横长达1000多华里,将分割的根据地、游击队、东委八乡山、中央苏区联结起来;先后举办了四期较大型的训练班,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采取没收反动地主恶霸财物,设立税站,办合作商店,向开明绅士筹募钱粮等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给养问题。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大小战斗24次,5次击退上千敌人进犯。

1930年12月,曾不凡调任龙川县委书记。1931年1月,蕉、平、寻县委创办机关刊物《支部生活》,曾不凡任编辑主任。1932年,奉调到中央红军某师师部工作,驻扎在江西安远。1934年10月中旬,奉命率部队到会昌掩护中央红军撤退,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苏区建设全面开花

1929年3月,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在大塘肚宣告成立,选举曾不凡为主席、潘火昌副主席,罗屏汉、古汉中、胡燧良、罗文彩等为常务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曾不凡等人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首先,注意扩充革命武装力量,加强军事训练。在县苏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五兴龙游击大队和红军独立连。一些乡还增设了常备赤卫队,以配合游击大队开辟新区,流动作战。1929年6月间,县苏将红军独立连扩充为东江红军独立营。为了改善部队武装,县苏于八月间创建了大塘肚兵工厂,有大小铁炉十四座,四十多个铁匠工人,日夜制造枪械,计划在四十天内造步枪一百支,翻造子弹一批,后被敌人发现,被迫多次迁移。

在政治和经济上,曾不凡领导县苏政府积极开展抗租抗税和土地革命斗争。县苏刚成立,便指令各区乡赤卫队支援农民抗租抗税,镇压地主阶级反抗,配合游击队袭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政权机关。1929年3月以后,县苏首先在大塘肚开展土改分田试点工作。同年10月,红军进军东江,发表《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五兴龙县苏根据“西北七联会致西北各县指示信”精神,积极发动群众,以秋收斗争为中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一般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方法,进行土改分田。到次年春,在龙川的上坪茶活,兴宁的大信、新村,五华的双头苏区普遍完成了土改分田工作。

为了加强与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联系,五兴龙苏区政府十分注意搞好红色交通建设。1929年6月以后,建立了以大塘肚根据地为中心,通往五华、紫金、河源、梅县、兴宁、平远、寻乌、定南等地的地下交通线,担负掩护过境干部战士,传达上级指示,传送情报、宣传品,为部队、党政机关运送钱粮、物资,购买军需品,做好当地群众工作等任务。整个五兴龙辖区的地下交通站有近60处,纵横长达1000多华里,把分割的根据地、游击队、东委八乡山、中央苏区联结起来,对五兴龙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干部水平,曾不凡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亲自分期举办了党政军干部训练班。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治、学习军事,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开展白区工作等。在县苏政府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四期较大型的训练班,从而逐步提高了干部素质,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

解决部队和机关的经济给养问题,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发展,是曾不凡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他通过发动机关、部队的干部战士献计献策,采取没收反动地主恶霸的财物,设立税站,办合作商店,向开明绅士筹募钱粮等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使县苏政府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经济难关,发展了革命斗争形势。

曾不凡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凸显了卓越的才干。

 

 

陈锦华

——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

陈锦华(1906 — 1935),字罕,又名济民,兴宁福兴人。1920年考进兴民中学,1925年进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到达兴宁,被留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并领导农民运动。翌年2月,中共兴宁小组成立,陈是党小组成员。同年夏,经陈等人的艰苦发动,全县农会组织很快由平原地区发展到山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锦华到汕头向彭湃汇报工作。正欲返回兴宁时,遭反动当局逮捕。遭受严刑折磨达半年之久,陈锦华始终不吐实情,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嗣后,经常活动于神光山和县北部山区罗浮等地,成立农会组织,建立党支部。

1929年春,中共兴宁县委在丰顺斗溪改选了县委领导机构,陈锦华任县委书记。同年6月,龙川县第一次党代表会在园田禾场背召开,成立了中共龙川县委会,陈锦华当选为县委书记。同年8月,中共兴宁县委在九龙嶂召开党代会,大会选举陈锦华为县委书记。会后,陈锦华、罗屏汉来到罗浮、大坪发展农会组织,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这一年,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县下设10个区委,党支部发展到77个,党员700多人。

次年5月,陈锦华被选为东江工农兵政府执行委员。12月,以东江特派员身份到兴五龙县委所在地新村苏区指导工作。1931年4月,党内肃反运动扩大化,陈临危受命,接任兴五龙县委书记。次年3月,调任安远县委书记,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7月调往瑞金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红军主力长征后,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次年6月,回寻乌、兴宁一带从事秘密工作,在寻乌蛤蟆村遭敌围捕,被关进兴宁县政府监狱,坚贞不屈。关押十多天后,终因伤口发作而殉难。

1952年7月,经兴梅专署批准,将烈士家乡命名为锦华乡。

 

 

英雄铁骨也柔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处乌云翻滚,浊浪排空。1927年4月中旬,陈锦华到汕头向彭湃请示汇报工作后,正欲返回兴宁时,汕头反动当局突然逮捕了他,严加审讯,妄图从他口里得到地下党活动的秘密。敌人对陈锦华施尽欺诈诱惑之能事,极尽惨酷毒刑,手指上“雷公尖”,脚上用竹片、铁线缚了一道又一道,迫其供认党的活动情况,然而陈锦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搞不到真凭实据,只得把他囚禁在监狱里,时达半年之久,受尽百般折磨。同年10月,在党组织营救下才脱离虎口。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陈锦华的身体己被摧残得不像样子。回到家里,他得到了妻子的精心护理,因为他的妻子是个贤惠的客家女子,一向支持丈夫干革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陈锦华身体稍有好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1934年7月间,上级调陈锦华到瑞金中央军区政治部工作。他以巡视员的身份经常到各县指导工作。这段时问,陈锦华唯一的男孩在瑞金红色医院诞生了。他既是内心喜悦,又担心妻子有了小孩会拖累工作。小孩四个月时,他便写信叫妻子将男孩不留姓名送给别人,尽快重新投入革命斗争。妻子忍痛把孩子送给别人,时至今日,锦华的儿子仍下落不明。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分散突围到其他地区坚持游击斗争。次年三、四月间,周建平、李天柱、陈锦华等人与罗屏汉在寻乌以南地区汇合后,一起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成立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由罗屏汉任主席,周建平任副主席,李天柱、张凯、陈铁生、杜慕南、陈锦华为委员。

1935年6月,上级派陈锦华回寻乌、兴宁一带从事白区秘密工作。走到寻乌蛤蟆村时,到纸厂寻找粮食,不幸被暗藏在纸厂的匪军打伤腿部,只得返回山上歇宿。翌日,部下两个武装队员叛变,尧畲村驻防的敌军前来围捕,锦华拔枪反击,敌军便开枪射击,他的身上、手上又连中两枪,再也不能走动了。凶恶的敌人趁势扑过去,把他擒住,扛抬至兴宁县府监狱里。锦华虽然身上三处伤痛得直钻心,常冒冷汗,仍显得异常坚定、乐观。敌人知道他任过县委书记的要职,想从他的口里得到党的秘密,嬉皮笑脸对他说:“你搞共产,苦头算是吃够了,现在反悔还不迟。你把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讲出来,我们会宽恕你,你还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好处。”锦华坚定地说:“我搞共产,不是图个人好。自己吃点苦,是为了农民、工人兄弟永远不再吃苦头。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等着瞧吧!”敌人无奈,只得放回监狱里折磨他,不给药吃,少给饭吃。

陈锦华的妻子天天到监狱看望他,给他送饭送药。妻子想把家里的田卖掉,花一笔钱保释他。锦华说:“不要幻想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家里的田留着你耕种,我活不长了,今世不能报你的恩德,下世再报答你!”锦华由于伤口发作,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多天后,便与世长辞。时年29岁。

 

 

蔡梅祥

——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中共兴龙县委书记

蔡梅祥(1907 —1934),兴宁大坪吴田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村中学校毕业后,1926年在黄坑小学教书为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根据党的决定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在黄坑、吴田、黄沙塘等地从事农运工作和建党活动。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中共岗马龙坪(罗岗、罗浮、石马、龙田、大坪)区委书记。次年10月,被选为中共兴宁县委委员、县革委委员。1930年12月,任中共五兴龙县委常委。

1932年4月,陈锦华调任安远县委书记后,蔡主持五兴龙县委工作。其时由于苏区“肃反”扩大化,许多同志被当作“AB团”分子杀害,值此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蔡梅祥与罗义妹等恢复了党和革命群众团体组织,吸收了一批游击队员。6月,根据上级指示,在新村黄沙溪成立了中共兴龙县委员会和兴龙县革命委员会,蔡梅祥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主席,兼任县工委主席;成立了共青团兴龙县委会,重新建立了兴龙县游击队(包括驳壳队)。蔡梅祥为书记的兴龙县委成员等,身先士卒,不畏艰难,亲自带领县游击队捉土豪、剪电线、贴标语、撒传单,攻打地反武装。先后烧了兴宁合水、白泡(通往江西的必经要道)后备队炮楼,以及合水、白泡公路大桥,牵制了敌人北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

1933年9月,根据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指示,成立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钟世斌、刘晓、罗屏汉、蔡梅祥等37人为执行委员。在中共粤赣省委领导下,蔡梅祥坚持在兴龙寻一带活动,广泛动员兴宁、龙川人民配合前方红军粉碎敌人围剿。

1934年冬,为了配合主力红军长征,扫清敌人的反动据点,罗屏汉在赣南省军区写信命令兴龙县委限期烧掉寻乌岑峰炮楼。蔡梅祥迅即派古汉中、梅贯华等四人化装潜入岑峰,机智勇敢地攻占了岑峰炮楼,缴获一批枪枝,放火烧了岑峰炮楼,胜利完成任务,受到赣南省军区的表扬。

1935年8月3日,蔡梅祥在大坪南蛇坑村工作时,被敌围捕。后押至兴城,惨遭杀害。时年27岁。

 

 

巧计捣敌巢

1934年10月的一天,中共兴龙县委书记蔡梅祥,突然接到赣南省军区罗屏汉的一封信,为了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要他们在七天以内把岑峰圩炮楼烧掉。

说起这岑峰炮楼,建筑在寻乌县岑峰圩,是寻乌县第一坚固的炮楼,用坚硬的青砖砌成,用炮火难于摧毁,况且炮楼附近驻扎的团防队伍实力雄厚,把守严密,作为游击队要捣毁它并非易事。但是,当地的反动团防队伍,时常以炮楼为据点,出动兵力攻打革命根据地,还欺压周围百姓。百姓和游击队早就想摧毁这座炮楼。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蔡梅祥决定智取。

这天夜晚,旷野间一片漆黑,寒风嗖嗖,刺人肌肤,从游击队部里走出了八名砍柴的农民。其实,这是武艺高强的驳壳队员。根据掌握的情况,白天驻守在岑峰炮楼的团防队员把守非常严密,凡有陌生人进出都要受到盘查,因此白天要进人岑峰圩比较困难,也容易暴露目标,弄不好会带来人员的损失。只有选择在夜间行动。这些驳壳队员改换了装束,穿着普通山里人的服装,扮成砍柴的农民,连夜潜入岑峰圩镇,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隐蔽起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八名驳壳队员把枪支藏在柴草中,挑着柴担从容不迫地慢慢靠近岑峰炮楼。驳壳队员梅贯华带着一个队员走在前头,驳壳队长古汉中带着一个队员走在后面,其余四个驳壳队员跟随而来。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守卫的敌团防人员拦住去路,大声吆喝道。

“老总,我们是送柴来的!”梅贯华镇定自若地说。因为蔡梅祥已了解到群众送柴的时间,梅贯华便掌握这个时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守卫的团防队员都知道往日送柴的时间,但仍不放心,便上前摸摸梅贯华他们的全身,没有发现带有枪支,便扬了一下手说:“你们快去快回呀!”

梅贯华松了一口气,走进了团防队伍的营房附近,古汉中等也跟随而来。他们挑着柴担边走边看,一直朝伙房走去。

这时,炮楼的伙夫迎了出来,连声叫道:“喂,把柴担挑到这边来!”

梅贯华、古汉中等人慢慢靠近伙房,可是这个伙夫是个细心人,一看不是往日的送柴人,不由一惊,忙大声喊道:“喂,你们是什么人?”

梅贯华镇静地回答道:“我们是送柴的!”

“喂,往日送柴的人呢?”伙夫存有戒心问道。

“他们今天来不了!”古汉中接过话来。

伙夫一见情况不对,边说边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当他们发现情形不对时,赶忙拔腿就跑!

驳壳队员梅贯华见情形危急,当机立断,瞄准伙夫开枪,“砰”的声,伙夫倒下了。

这一声清脆的枪响,震动了整个岑峰炮楼。驳壳队员迅速点燃起柴草。顿时炮楼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团防队员听到枪声,看到浓烟烈火,惊慌失措,昏头转向,一时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游击队员打进来,纷纷向外逃窜,驳壳队员很快占领了炮楼,缴获了一批枪枝,胜利回营。

 

 

智勇双全退敌兵

1931年11月25日,国民党陈济棠部李超邬营、兴宁县唐仁发中队和平远县石正王甲民团及黄陂曾昭明警卫队共500多人联合围剿新村根据地。陈锦华和蔡梅祥带领县游击队、区赤卫队分头阻击敌人,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虽然打死打伤一批敌人,但我方亦遭到较大损失,形势对我不利。两人便果断地率领游击队连同县委机关转移到寻乌芳田村。不久寻乌县长谢海筹勾集寻乌地反武装谢嘉犹共300多人,四面包围我县委机关,形势非常危急。蔡梅祥及时召集县委机关人员和游击队、驳壳队开会,教育大家要坚定胜利信心,批评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分析了有利条件,鼓舞了斗志。蔡梅祥在危急关头,冷静沉着,智勇兼有。他一面组织力量伺机打击敌人,一面派人到处宣传“朱德红军到达车田了。”敌人信以为真,慌忙撤退,从而使我县委机关转危为安,保全了革命武装。

 

 

卢惊涛

——首任兴宁县农协会主席

卢惊涛(18961928),原名震澜,出生于兴宁县刁坊区(今福兴)墨池村贫苦农民家庭。1918年起,先后就读梅州师范、广东宪兵学校、上海同济大学(旁听生),后因经济不支,失学回家。19247月,进入澎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由林伯渠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委派为兴宁农运特派员。10月初回到兴宁,同潮梅农运特派员赖颂祺一起奔走号召。年底,在兴城西河背潮州会馆成立了“兴宁县农民运动筹备委员会。”并举办了农运讲习班,培养农运骨干,同时,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加入农会。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第一区小洋乡农会。3月间,惊涛和颂祺在刁坊区刁屋坝主持召开了兴宁农民代表会,卢惊涛当选为县农协主席,赖颂祺为秘书。

19253月,卢惊涛等积极组织农会会员为东征军送茶水、侦察敌情,并号召各界群众支持东征军。同年冬,兴宁当局右翼势力指使组织所谓“兴宁农会筹备处及倡办处”,以图抵制县农协筹委会。惊涛派颂祺到广州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得到了大力支持:“电令罗县长速将该筹备处解散”,从而使兴宁农民运动健康发展。

19262月,中共兴宁县党小组成立,卢惊涛为党小组成员。8月,成立中共兴宁县特别支部,惊涛为特支成员。在兴宁党组织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县农会发展到36个乡农会,1个区农会,会员达1万多人,而且每个农会都建立了自卫队(后改称义勇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卢惊涛同蓝胜青、曾不凡等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先后组织了“五一八”暴动和“九三”暴动。暴动成功后担任红12团参谋长。同年冬,被免去参谋长之职的卢惊涛在石马坚持革命活动,带领赤卫队等,先后围攻石马区公所、梅县龙虎圩、南口圩等地反动武装,取得了胜利。

19281月底,卢惊涛被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虽遭酷刑而不屈,于28日遇害。年仅32岁。

 

机智过人两次脱险

卢惊涛英勇无畏,机智过人,几次遭遇敌人都被他沉着镇静,“略施小计”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在l927的夏秋之交的一个夜晚,二更时分。

卢惊涛正在小洋乡开会。会议开始后不久,外面的狗吠得特别凶。卢惊涛意识到外面有情况,立刻吹灭了灯,吩咐参加会议的本村同志立刻躲避。本地同志不听吩咐,坚持说:“不行!你一个外村人留在这里,我们不放心!要抓,我们一块去;要死,我们一块死!”卢惊涛一听,急了,命令道:“同志,我是农协会主席,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刻离开这里,回去躲避!”本地同志无可奈何,只好离去。

果然,本地同志一走,敌人就包围了这个地方。敌人一家一户地查,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搜,连鸡窝、厕所、灶坑、草垛、屋梁、竹林都不放过,但都没有发现卢惊涛。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样里里外外一番大搜查,却抓不到卢惊涛!

折腾了大半夜,敌人总算走了。敌人一走,原先参加会议的本地同志都忐忑不安地回来打听消息,听说敌人没有抓到卢惊涛,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卢惊涛跑到哪里去了呢?正在这时,屋门口的大水塘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咦,这不是卢惊涛吗!只见他大半身浸在水里。同志们立刻把卢惊涛拉了上来,都惊愕不已,不得其解。原来,卢惊涛是在敌人到来之前跳到水塘里,躲在隐蔽的南瓜棚下,全身浸在水里,只留一对鼻孔出气……。这时,卢惊涛对同志们笑了笑,说:“敌人想抓我,嘿,没那么容易!”

又过了几个月,卢惊涛第二次遇险。这是一个傍晚,已是暮色朦胧,卢惊涛路过兴宁城河背街。  

卢惊涛正走着,忽然两个身穿黑色衣裳的人跟他擦肩而过。他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觉得有点面熟:恐怕是敌人的狗腿子!刹那间,那两个狗腿子也认出了他,立刻返身追来。卢惊涛马上就跑,为了脱险,他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街道上立刻一片混乱,两个狗腿子被乱成一团的人群阻挡在西河桥上,迈不开大步。好一阵,待他们挪着人群,追向前去,卢惊涛已经不见了踪影!

两个狗腿子敲了几家店铺的门,没搜到卢惊涛;找遍街道的各个角落,也不见卢惊涛的影子。突然,他们的眼睛猛地一亮,前面那个不就是卢惊涛吗?刚才卢惊涛穿的就是这身灰色的唐装衫裤。他们立刻跑过去,一把抓住那人的衣衫,手枪抵着他的脊背,大声吆喝道:“卢惊涛,现在你还往哪里跑?”

那人回过头来,毫不惊慌地瞅着两个狗腿子,慢腾腾地说:“老总,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两个狗腿子定睛一看,果然不是卢惊涛!到底是怎么回事?狗腿子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卢惊涛放了一枪后,趁街上一片混乱之际,把两个狗腿子甩开之后,刚好发现前面一个卖柴的人竟是自己的老友。便奔过去,对朋友说清楚当前情况,又说:“请你帮一下忙,将你的衣服换给我,我挑你的柴回家!”于是两人奔到一处厕所里,互换了衣服。卢惊涛就这样不慌不忙挑着柴出了城。

 

 

张瑾瑜

——粤赣省、赣南省白区工作部部长

张瑾瑜(19121935),原名瑾珍,出生于兴宁县永和大成村,是罗屏汉的妻子和战友。张瑾瑜读小学时就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19283月后,到大坪大信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93月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同罗屏汉、蓝亚梅等在兴宁、龙川、寻乌交界的20多个乡镇组织发展了农会、赤卫队,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年仅15岁的张瑾瑜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在上半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99月,张瑾瑜当选为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0月,担任中共兴宁县委“妇女运动工作组”的5个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春,任中共第三区委委员,同年12月,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改组后,任县苏政府妇女部长。193111月,任红11军独立营营部党支部书记兼营宣传队长。

1932年初,张瑾瑜随罗屏汉调往江西会昌县委工作,任妇委书记。同年7月,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成立后,任中心县委妇委书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张瑾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及时举办了妇女骨干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干部。特别是认真抓了妇女中的党团组织建设,至10月底,吸收了妇女党员93人,团员320人。以党团员为骨干,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做军鞋,募捐小菜、薯干等物资慰劳红军,组织妇女给岚山岭后方医院的伤员缝洗衣服,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妇女工作面貌一新。

19339月,张瑾瑜当选为新成立的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委委员。11月,当选为中共粤赣省执行委员,担任省白区工作部部长。19348月,出任在于都县新成立的中共赣南省委委员,省白区工作部部长。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于都,张瑾瑜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及时将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的“六七”指示信精神,贯彻到敌占区域的县、区两级组织中去。认真落实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省委干部会议精神,分配一部分同志到各县去做红军撤退(即长征)后的准备工作,如隐蔽党员,组织地下游击队;发动苏区妇女给红军打草鞋,帮助红军砻谷,组织力量把米一担一担挑到大路上去交给红军,等等,为红军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春,张瑾瑜随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率部向粤赣边突围。在信丰安远之间,遭敌军重兵包围中途而失散。5月,张瑾瑜一行突围到安远高云山芦村茶坑时,又遭敌人四面包围,她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在危急关头,她命令同志们突出重围,自己担任掩护,面对扑上来的敌人,饮弹自尽。时年24岁。

 

 

“金蝉蜕壳

张瑾瑜的父亲张北禄(北古),是国民党兴宁县永和区区长兼自卫队长。他做梦想不到、想不通:自家的千金小姐不愁吃,不愁穿,竟然会跟着别人去闹共产,敢做那些杀头的危险事情!

张瑾瑜的家乡大成村,早在1924年开始,就在地下党人罗屏汉、张超曾、张中、陈坦等人积极活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1928、29年间,大成乡成为当时地下党最大的红色交通站,从九龙嶂县委所在地到大成村,从大成村到大坪、罗浮、大信根据地,形成了一条严密的交通线,一到夜间,我们的人员畅通无阻,非常活跃。

张瑾瑜从小就受到农民革命运动的熏陶而觉醒。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教育下,她一面在小学读书,一面参加革命活动。每天晚上瞒着父母去开会,积极主动和同志们一起去贴标语、撒传单,进步很快。加入共青团后,工作更加大胆泼辣,机智勇敢。有一次,她居然跟父母不辞而别,远离家乡,同陈坦、张兆兰等人到九龙嶂去送信。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多危险啊!张北禄怒火冲天,责怨老婆沙满娘没有管好女儿。沙满娘去找了邻居张超曾,硬要张超曾把瑾瑜带回给她。可是,张超曾也似乎没有办法。怎么办?到处找也找不到,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岂不悔恨终生!沙满娘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整整一夜到天光,没有合眼。

第二天傍晚,张瑾瑜回到了家里。沙满娘当下不容分说,采取强制措施,把她锁在房间里,不许外出活动。一日三餐,饭菜都由小女儿张维添送去。

张瑾瑜被困在家里很焦急,几次想脱身出去都没有成功。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张瑾瑜坐立不安,脑子里时刻都在想着脱身的办法。

一天晚上,张瑾瑜要求洗澡。母亲不得不同意了,但很不放心,特地叫其小女张维添守候在澡堂门边。瑾瑜洗毕穿衣时,却说木屐未带来,便叫添妹去拿木屐:“我出来时忘了,木屐还在房里,你快去帮我拿来!”

小妹看了看天空,一片漆黑,想了想,就起身匆匆走进屋里寻找木屐。

小妹刚一走,张瑾瑜随即赤足冲出澡堂,从后门走出,拔腿就跑,不顾夜黑风寒,奔赴大坪山区革命根据地。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里,信倒是写过几封,叫家里亲人放心。

1929年l2月,张瑾瑜同担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兴宁县革委会主席的罗屏汉结为夫妻。

这一消息传来,时任国民党营长的张英暴跳如雷,硬要张瑾瑜的父亲张北禄写出“不认亲”的声明登报,同张瑾瑜断绝父女关系。

 

 

唱山歌教育妇女群众

19283月.张瑾瑜和张兆兰到了罗屏汉等人在兴宁北部建立的革命据点——大坪、大信一带活动。她们先在大坪河岭、大塘村挨家挨户串连群众,利用晚上开会,办识字班,组织儿童团,宣传革命。

为了更好地动员妇女们起来参加革命,反抗封建压迫,争取自由平等,张瑾瑜编写了许多山歌教大家唱:

“正月里来是新年,变了妇女真可怜,

 爷娘家产都冇份,还当‘猪仔’去卖钱,封建社会暗无天。“

几十年过去了,张瑾瑜教唱过的山歌至今还流传在当地农村。

 

 

两次忍痛送骨肉

19334月,张瑾瑜担任了会昌中心县委妇委书记,罗屏汉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时,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夫妻俩非常高兴。可是,当时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夫妻俩要常常来回走动,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怎么办呢?他们俩商量了又商量,终于决定把生下没几天的儿子送出去。

这一天,江西会昌的天阴沉沉的,乍暖还寒,张瑾瑜用衣服把儿子包好,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看了又看。这时,西江区的妇女主任崔秀莲走了过来,同时带来两个妇女。她看了看张瑾瑜怀中的小孩,欲言又止,过了一会才说:“时间不早了,这孩子——”张瑾瑜细细看了孩子一眼,含着泪水,忍着痛苦把孩子交给崔秀莲。崔秀莲刚走开两步,突然张瑾瑜说:“慢!”忙匆匆走进房里,拿出夫妻俩省吃俭用的七块大洋塞进儿子的包裹里,一直看着崔秀莲把孩子交给那两位妇女。

第二年8月,时任赣南省执行委员、省白区工作部长的张瑾瑜,在于都产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更加不是时候啊!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成败局,主力红军即将长征,在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张瑾瑜更加紧张,忙碌于做好主力红军撤退的各项准备工作,哪里有时间、有条件照料孩子呢?过了几天,她又忍着穿心之痛把这个孩子送走了。

罗屏汉、张瑾瑜夫妻俩的亲密战友、革命老人钟亚庆,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十分深刻。60多年以后的19987月下旬,躺在病床上的他,对从云南远道回来的张瑾瑜的亲属张教授说起当年的这些细节,依然历历在目,哽咽不已,最后他说:“张瑾瑜是我的革命引路人,罗屏汉是我的老上级,他们干革命,舍弃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啊!……”过了七天,94岁的他也溘然长逝了。

 

 

蓝亚梅

——兴宁妇女运动的领头人

蓝亚梅(1907—1930),又名竹梅,兴宁下堡区(今水口镇)布头村人。1922年与刘光夏结为夫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光夏在家乡领导农民暴动,蓝亚梅跟随丈夫,投身革命,在水口、宋声一带做宣传发动工作。亚梅生性聪颖,常以山歌为武器,宣传教育群众,打击揭露敌人。在她的教育影响下,先后有300多农民群众参加农会组织。1928年初,又跟随刘光夏到梅、兴、丰、华边开辟革命据点,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蓝亚梅还教育女青年加入青年团,组织妇女宣传队,组织妇女担架队,抢救伤病员,密切配合我部队攻打畲坑圩黄惊莆的反动民团,缴获了一批枪枝,没收了敌人许多粮食。还办了妇女识字班,组织40多人的儿童团,为地下党送信,放哨,监视敌人活动等。

同年10月,蓝亚梅生下孩子第4天,她和丈夫受到敌人追捕,便将孩子送农民家里寄养,继续坚持斗争,冒着敌人“围剿”追捕的风险,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1929年初,随红军北上大坪、罗浮、大信一带开展农会工作。同年8月,中共兴宁县委在九龙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蓝亚梅当选为中共兴宁县委委员。10月,县委在大信北坑召开党代会改选,蓝亚梅再次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妇女运动。通过宣传发动,大信苏区6个乡成立了妇女会组织,并办了6个妇女识字班。

1930年3月,刘光夏在澄江圩战斗中壮烈牺牲,蓝亚梅经受了这一沉重打击。同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大坪双头山召集妇女积极分子开会,成立妇女组织。天未亮,突遭国民党反动派围捕,押送兴城监狱,受尽酷刑直至遇害。年仅23岁。

 

 

携子突围

1928年秋冬,蓝亚梅和刘光夏在兴宁、丰顺、五华交界处的九龙嶂、斗溪、赤岭一带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在此艰苦岁月里,蓝亚梅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在十月十九日,于斗溪黄竹斗的秆棚里出生。考虑到在白色恐怖下,孩子必定居无定所,夫妻俩就将孩子取名为“江湖仔”。婴儿出生的第四天,夫妻俩遭到敌人追捕,为了行动方便,就将孩子送到赤岭云山下一个可靠的农民邓春妹家里寄养。有一天,蓝亚梅和刘光夏回到邓春妹家里看望孩子,敌人突然跟踪追来,包围了邓屋。在此万分危急之际,夫妇俩急中生智,决定从屋后突围。刘光夏抱着孩子,用手捂住孩子的口,从高高的围墙跳下去。当他们突围出来,甩开敌人追捕时,孩子却大哭起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孩子的右手在跳墙时折断了。看到小小孩子遭受如此磨难,夫妻俩心如刀割。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并不后悔,于是一边请当地跌打医生邓云开给孩子治伤,一边继续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1929年初,我党在兴宁北部大信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需要一大批同志去那里工作。蓝亚梅为了革命工作,下了决心,硬着心肠,将三个多月大的爱子留在了赤岭云山下,自己奔赴200多里外的大信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没想到,这是孩子跟父亲母亲的最后诀别,过了一年多,刘光夏、蓝亚梅先后壮烈牺牲。这孩子在当地群众的养育下,也是命大,先后吃了十多个人的奶,终于长大成人,解放后成为一名领导干部。

 

 

蓝亚梅唱山歌

(一)

蓝亚梅常在各种会议上,自编自唱山歌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

◎大家姐妹要认真,杀了地主杀豪绅,

  豪绅地主杀呀得(净),大家安乐享大平。

 

◎嘱夫来嘱娭,百万家财心放宽;

   救济穷人救济国,打平世界占归来,细声问你该唔该?

 

◎朝就西来暮就东,穿州过省去进攻,

  妹妹青春年纪少,心雄胆壮打先锋,到处欢迎到处同。

 

◎土豪收谷冇人情,又要十足又要精;

  又要酒菜包送到,又喊调田界别人,土豪吾杀冇冤伸。

 

◎紧缅紧真紧痛肠,因为冇食占借粮,

  借人三升还一斗,谁知雪上又加霜。

 

◎自己冤来自己知,今来觉悟也唔迟,

  大家穷人联合起,蕃豆脉壳还有衣(医)。

◎土地革命爱实行,田地重新分配平,

   家家都有田耕种,衣食平均心就甘。

 

◎为民立志上战场,手提武器五尺长,

   埋骨不需桑梓地,捐躯为国永留芳,共产主义放光芒。

 

◎共产主义话你知,只有共产吾共妻,

   只有两人心甘愿,吾使媒人也可以。

 

 

(二)

蓝亚梅落入敌手后,面对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地用山歌回答敌人:

你们讲事系还差,开口骂共产嫲,

红白还未分胜负,江山始终都是伢。

 

 

刘通玉

——红12团水口别动队队长

刘通玉(19091930),家名光胡,兴宁县下堡区(今水口镇)日光乡墩背村人,1925年考入县立中学读书,从此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县城“九三”暴动,刘通玉按照党的指示在城内参加了内应工作。次日,在兴凤寺参加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而后,奉命返回水口、下堡一带组织了12团水口别动队,担任队长之职,副队长曾国良,其弟刘进玉、刘吐玉均参加了别动队。全队发展到50余人,驻扎在水口横岗白石寺。同年10月,党组织派刘振涛(即罗通泉)为别动队党代表。两人合作密切,配合默契。别动队不但英勇打击反动势力,而且帮助群众引水抗旱,因而深得南部山区群众的赞扬。

19282月,蓝胜青率红12团由永和到水口,别动队合并至红12团,刘通玉升任团参谋长。次月,刘通玉转为共产党员,刘进玉参加共青团员。刘通玉在红12团作战勇敢,屡建战功。

3月上旬,红12团在叶塘朱子莱山村被敌人重兵包围。在突围之后,刘进玉在途中惨遭敌人杀害,刘通玉与组织失去联系。反动武装多次围剿刘通玉的老家,其母亲、叔娘再次被捕入狱,祖父躲避在外不敢回家,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甚至连亲属、亲戚都遭到追捕。为避免敌人围捕,刘通玉于1929年出走南洋新加坡,在当地一家报社当主编,利用工作之便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创办工人夜校,亲自为工人讲课,宣传国内革命形势,结果又被新加坡当局以煽动共产罪勒令出境。

1930年,刘通玉几经辗转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经短期培训后作为政治干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不久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1岁。 

 

 

黄佛鼎

——文武双全的峭陂赤卫队长

黄佛鼎(19101930),兴宁县下堡区(今水口镇)峭陂村八廊庙农家出身。生来肩宽腰圆,高大英俊,秉性耿直,善于演讲,富有鼓动性。1925年,刘光夏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16岁的黄佛鼎受到熏陶,决心投身革命。次年,担任了乡农会交通员,经常穿山过坳,长途跋涉,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927年开始,刘光夏回兴宁组织武装斗争,带领红12团转战水口、下堡等地区。佛鼎积极协助刘光夏部队,成立了峭陂赤卫队,担任队长。带领赤卫队员在上下峭陂收缴民枪,共20多支,并亲自送枪到茂坑丹竹塘黄屋交给刘光夏部队使用。同时,组织赤卫队赶制粉枪、大刀、长矛、梭标、土炸弹等,加强操练,与刘光夏的部队配合作战,多次获得胜利。在战斗空隙,还用群众喜爱的山歌形式,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活动。

19288月,黄佛鼎在叶田鹞子嶂叶亚炎家中与黄俊彬、吴列辉等人一起,喝鸡血酒,宣誓:“喝了红花酒,革命不回头,打仗不怕死,为民抛头颅,革命得成功,寿年九十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因刘光夏部队攻打澄江失利,兴宁革命形势暂处低潮,但黄佛鼎继续坚持斗争。1225日,黄佛鼎不幸落入敌手,第二天在兴城惨遭杀害,光荣牺牲。

 

 

山歌·武器·心声

 

(一)

1927年12月的一天,黄佛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登台就唱,打动了村里男女老少:

“人人称赞铁姑娘,铁石心肝铁石肠,

 铁石心肝干革命,树立铁石顶纲常,杀尽那些生阎王。

 

剪发持枪好后生,例行宗旨讲你听,

望人人有饭吃,求得个个有田耕,高低上下一般平。

 

官僚依势压民权,日夜都想造孽钱,

但看是非人作主,黑云蔽日暗无天,打倒官僚争民权……。”

 

(二)

1928年夏秋之交,刘光夏部队活跃在佛鼎家乡一带,佛鼎常为他们带路,递送情报,还为他们煮饭,烧水,还在一起开会宣传。母亲怕儿子闯大祸,劝他不要再东奔西走了。佛鼎认真劝说并念歌一首:

“嘱爷来嘱哀(母),饱食加餐心放开,

为国为民谋幸福,打平世界占归来,问问哀该吾该?”

母亲听了儿子言简意深的革命道理,随即答道:“应该!应该!”

 

(三)

1929年秋,兴宁剿共大队长张英,疯狂进剿赤区,在叶畲、赤岭、叶田一带放火焚烧民房,佛鼎家房子被烧劫一空。全家五人先后被反动派抓去坐牢,其中三人牺牲,姊姊黄春招出走,下落不明。在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思想动摇,有的出走南洋,有的流落异乡,佛鼎却革命意志坚定,以革命歌谣来激励人们的斗志:

“你莫愁来你莫愁,烂屋烧掉换洋楼;

 革命不怕流鲜血,风光日子在后头。” 

 

 

何亚清

——全心全意为革命的女共产党员

何亚清(19081930),出生于兴宁县永和区仁里乡农民家庭。6岁丧母,9岁时被送至本区湖尾乡板塘村潘家做童养媳。就在这个家庭,何亚清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影响,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革命,支持革命。15岁与潘火昌结婚后,就一直跟着丈夫参加革命活动。

192610月,湖尾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亚清与火昌一起动员家里弟、嫂6人全都报名参加,并和丘有招一起积极串联发动乡里妇女踊跃入会。在她的带动下,湖尾乡980多农民踊跃报名,为当时全县入会人数最多的一个乡。火昌被选为农协会副主席。尔后,建立了湖尾乡农民赤卫队,火昌任队长。为了解决赤卫队枪械不足问题,亚清不惜卖掉水牛一条,稻谷700多斤,换回广东七九步枪一枝和大刀、梭镖、火铳枪一批。在1927年兴宁“九三”暴动中,亚清承担了后勤和后续援救任务。次日,红12团在湖尾乡成立,亚清和丘纯娣任团部宣传员。在新成立的湖尾苏维埃政府中,火昌任副主席兼财粮委员,何亚清任宣传委员。10月初,她和火昌在本村湖洞学校双双宣誓入党。

19283月,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亚清与潘火昌几经辗转,和罗屏汉、陈锦华等来到大信开辟革命根据地。亚清负责根据地及周边地区的妇女工作,足迹踏遍五兴龙边境的二十多个乡镇。

19301015日,何亚清不幸落入敌手,经百般折磨致死。牺牲时年仅22岁。

 

 

血洒大信山区

1928年3月,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亚清与潘火昌几经辗转,和罗屏汉,陈锦华等来到大信开辟革命根据地。亚清先是在新南、中和一带做妇女工作,和张瑾瑜等人每日走20多里羊肠小道,深入村寨。白天帮群众种田,割草,晚上串联开会,办识字班,组织儿童团,用山歌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山里的妇女没有文化,倍受三座大山的欺凌、压迫,亚清耐心引导她们挣脱封建枷锁,起来革命,争取自由平等。村里有一名姓钟的妇女,几胎都生女孩,家婆封建意识十分严重,骂她“连放个屁都不如人家响”,百般虐待,亚清深入其家,做好家婆工作,使其认错。那位妇女大为感动,亲切地称她“亚清姊”。通过进一步动员,使她思想觉悟大增,很快报名入了农会。据革命老人钟亚庆晚年回忆,亚清做工作总是笑口常开,无论男女老少看到她来了,都马上放下农活与她交谈。每逢开完会大家都争着拉她到自己家做客。由于她善于把党的政策与群众利益相结合,她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她的带动下,大信乡各项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通过何亚清和战友们一年多的努力,罗栋、中和、蕉坑、小佑、岩前、新南等地连成一片,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尔后,何亚清根据组织指示到大坪、龙川大塘肚等地开展妇女工作,足迹踏遍五兴龙边境的20多个乡镇。

1930年夏秋间,敌人重兵进剿五兴龙根据地,形势变得十分紧张。8月初,时任游击大队长潘火昌要到黄陂新村执行任务,亚清直送他到村头,告诉他自己已有身孕,火昌嘱她保重,并吟诵了他以前写下的诗句:

“久怀扫障还挺身,竭计存亡去问津,

 愿掷头颅干革命,甘流热血为人民。”

谁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中旬,兴宁地方反动头目张英、谢海筹、陈尧古、曾昭明纠集平远石正,寻乌丹竹楼的团防共400多人,分两路进攻大信苏区。我军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出大信苏区,县委机关不得不迁移新村南扒。在激战中,亚清因怀孕加上感冒发烧体力不支,与队伍冲散,只身滞留在山林中。于是她拖着病体向新村方向走去,在深山老林中躲避着敌人,生吃野菜野果,喝溪水露水,攀悬崖,穿荆棘,整整一个多月。在新南村的山上,遇上了农会会员李二嫂挑木炭下山,李二嫂便把她带到一个木炭窑中,每日挑木炭时用竹筒装好饭菜给她送去。不料,李嫂行踪被烂仔觉察并报告团防,团丁暗暗跟踪,致使何亚清于10月15日被跟踪而来的敌人抓获。

何亚清被捕后,押至中和村。禽兽般的敌人对她百般折磨,亚清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不幸牺牲,又被敌人裸尸路旁。中和村的乡亲们偷偷地掩埋了她的尸体。

 

 

黄佐才

——身兼数职战斗不息

黄佐才(19051931),原名道华,兴宁县坭陂湖柏村人。14岁到香港给资本家做童工。1922年,投身于香港中国海员大罢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1925年,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带领工人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黄佐才受广东省委指派,回到家乡坚持斗争。1927年,参加了兴城“九三”暴动。后任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第一中队副队长。1928年春,县委先后两次派黄佐才前往香港寻找省委,黄佐才巧妙化装,机警前行,顺利找到了省委,带回省委关于指导兴宁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对兴宁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28年,按省委指示,整顿了中共兴宁党组织,省委指定黄佐才为中共兴宁县委委员。此后,黄佐才主要做好党的交通站工作。后任县委武装巡视员兼县武工队长。19298月,黄佐才出席了在九龙嶂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任命黄佐才为中共兴宁县委组织部长。身兼数职的黄佐才出生入死,为兴宁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黄佐才奉命调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19313月化名彭振华与黎凤翔一起到北江开展革命活动,在韶关被叛徒出卖而被捕遇害。时年26岁。

 

 

卖田换钱交给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佐才奉命回到家乡隐蔽潜伏,坚持革命活动。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同兴宁党组织的领导人一道,及时转换工作思路,把党的主要力量秘密转移到靠近五华的梅子坑,安排已露面的党团骨干分别转到南北山区坚持活动。当时,开展革命活动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经费,常常连伙食费都解决不了。黄佐才主动为党分忧,积极想办法帮助党组织解决经费问题。

6月间,黄佐才的同乡国民党军队团长黄××回家治理丧事,他知道佐才从事革命活动,便以团座之威教训黄佐才说:“听说你搞共产,你有几个脑袋?村里给你搞得惯乱,告诉你不许再搞了!”

黄佐才面对这咄咄逼人之势,随机应变说:“我早就想去外面做生意了,就是本钱还不够。”黄团长便“慷慨”地给了他40元。

黄佐才为了脱身之计,接了他的钱。事后,佐才耐心说服伯姆廖义娣(黄佐才3岁丧父,12岁母亲改嫁,是伯姆照料长大,与伯姆情同母子),一面将原款退还给黄团长,一面卖掉了自家仅有的八升种祖田。他将卖田之款240元全部都交给党组织。

黄佐才卖田为革命的动人故事,至今为当地村民传颂。

 

用战斗维护交通线

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据点,加强南北山区的联络,黄佐才同张超曾、沙伟文、张中、陈坦等回到永和大成下扎根群众,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农会和赤卫队建设。同时,建立了张亚湘为负责人的裁缝为职业的地下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的建立,使我们党从九龙嶂到大成下,从大成下到大坪、大信形成了一条严密的交通线,党的干部和武装人员往返畅通无阻。黄佐才为建设大成交通站做了许多工作。他善于深入群众,以革命思想教育群众。有一个青年妇女因晚上参加会议,被其丈夫砍伤,群众愤怒要求惩办他,黄佐才亲自登门找其丈夫耐心说服教育,使他认识到错误的严重,表示以后不再阻挠妻子参加活动。

黄佐才身为县委武装巡视员兼县武工队(又称驳壳队)长,肩负着保护县委和同志们安全和护运枪械钱物至县委的任务,同时又是打击敌人的指挥员。为了扫清交通站周围的反动势力,黄佐才带领武工队攻打了泥陂区公署,伏击巡逻,毙敌1人,缴枪5支。接着,又亲自带领五名驳壳队员乔装打扮突袭永和区警署,杀了1名区署反动头子,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还向警察们训了话。黄佐才一行频繁出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时任粤军营长张英的小老婆徐桂珍同情革命,暗中送了一支手枪给张超曾。此事被她的叔父张汉中发现告诉了张英。黄佐才同张超曾等研究后,派张超曾把张汉中击毙。从此,张英更加怀恨在心,几次率部围剿大成村。一天夜晚,敌兵突然到大成村围捕县武工队,幸得黄佐才警惕性高,及时发现了来敌,眼疾手快,挥动驳壳枪毙了前头一个敌人。敌兵仍蜂涌而来,双方展开激战,黄佐才左臂中弹,流血不止。他随即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条裹扎了伤口,继续指挥作战。眼看敌众我寡,形势危急,黄佐才和张海以猛烈火力反击敌人,掩护队伍撤出了包围圈。

 

 

张超曾

——永泥区委书记有勇有谋

张超曾(1904—1931),原名汉凤,兴宁县永和区大成乡人。1922年入读县立中学,1926年与刘光夏、潘允中等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翌年初在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超曾和刘光夏、潘允中等三人,根据党组织指示精神,辗转赴武汉中央军校,继续接受军事训练。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张超曾随同刘光夏潜赴江西南昌,加入叶挺所部,准备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因病不能随军参战,被派往赣县任游击大队长。1928年8月,经组织同意,返回兴宁组织武装斗争。

张超曾回到兴宁后,安排在城镇体铭小学教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下,组织工会、农会的会员晚上出动,剪电线,撒发传单,张贴标语;发现和培养发展对象,并扩大外围同情人;建立和巩固武装工作队活动据点和交通路线,搜集情报,购买枪枝、弹药,配合根据地武装工作队打击土豪;开展秋收斗争,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同年冬,奉调回到家乡大成乡,跟陈坦、张中、张如曾等同志一起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经过秘密串联,组织了乡农会,并在农会里秘密发展地下党员,成立党支部,特别注重在妇女中发展党员,为地下交通站和武装斗争服务。

1929年10月,张超曾被任命为泥陂区委书记。在他领导下,坭陂区积极组织武装斗争,打击敌人。不久,成立永泥区委,张超曾任书记。当时,从永和到九龙嶂是党中央从上海到江西、福建的一段重要交通线。为了保障交通线的安全,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武装人员先后突袭了泥陂、刁坊、新圩等区公所的反动团防武装,扫清交通线上的障碍。1930年,张超曾转移到附近城区工作,使附城区很快建立了党、团地下组织。

1931年4月,张超曾被左倾路线扣上“AB团”分子,惨遭错杀,时年仅27岁。

 

 

蓝再韩

——为五兴龙苏区建设奉献了一切

蓝再韩(18981931),家名蓝桂泉,出生于兴宁县叶塘区的一个农家。兴民中学初中毕业后,在本村排上船形学校教书为生。1926年春,受蓝胜青等影响,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4月初,半坑乡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再韩当选为农协会主席。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蓝再韩率领半坑乡农民赤卫队,先后参加了兴城五月暴动和“九三”暴动。暴动成功后,在红12团中担任宣传员。尔后,随游击队活动于北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192810月,参加了大坪暴动。12月,参加了在大坪双头山举行的北部山区县委委员和部分骨干会议。会后,参会人员奔赴兴龙边境开展工作,龙川县横江、桥背、岐岭等乡村的农民协会迅速建立。

192911月间,蓝再韩先后当选为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分管宣传)、中共兴宁县委委员。面对反动武装向五兴龙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险恶形势,再韩根据“西北七联会致西北各县指示信”的精神,在大信、罗浮、大坪、大塘等地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以秋斗为中心的工作。不少地区实行了土地革命,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19305月,蓝再韩与罗屏汉等30名代表出席了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八乡山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与罗屏汉、潘火昌等县委领导迅速赶回大信根据地,重建东江游击队。蓝再韩亲自着手拟写编印了《兴宁县革命委员会第四号布告》等文告,对根据地的军民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1年夏天,蓝再韩和县苏主席潘火昌一起奉调江西筠门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冬天,转战于江西省大余县,在鹅子岭激战中不幸阵亡,时年33岁。

 

 

用艺术形象宣传革命

1926年冬天,蓝胜青和赖颂祺、陈锦华等在叶塘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他们的鼓舞下,蓝再韩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他一方面以给农民代写对联书信的机会进行串联发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大家团结起来和土豪劣绅斗争;另一方面与林耀庭等利用社神集会的机会编演进步白话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

他编的歌谣在乡间广为传诵,其中一首是:

“万户少我钱,千户无牵连,

  百户入农会, 穷人掌大权。”

歌谣中,分别以“万户”、“千户”、和“百户”比喻土豪劣绅、中等农户和贫苦农民,锋芒直指黑暗势力,民众大受鼓舞。

 

 

“不要请伪保长吃饭”

蓝再韩村里的保长蓝次平生性恶霸,对贫苦农民肆意欺凌,村里乡亲无论谁家红白好事,杀猪宰羊,如不请他吃喝一番,便被视为不尊,日后诸多刁难。日子一久,便成惯例,家家户户一年到头总得请几次蓝次平。

蓝再韩15岁那年的一天,也是家里杀猪。母亲照当地惯例,叫再韩去喊蓝次平过来吃饭。

可是,少年时期的再韩早就看不惯这一陋例,不满乡间土豪劣绅为非作歹,敢于打抱不平。他就劝说母亲:“喊他吃,不如拿猪肉喂狗!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你越喊他吃,他越趾高气扬,欺压我们。”母亲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这件事也使他母亲猛地感到:儿子长大了!

从此开始,蓝再韩也劝说乡亲邻居们以后都不要喊他吃饭。此时的再韩虽然还是十几岁的读书少年,可他勤奋刻苦,文才飞扬,特别擅长于诗、文、书法,假期回乡,常与穷人代写祭文、对联、书信等,深得乡亲称赞,威信很高,所以,不少乡亲邻居都听他的。

蓝次平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从此,他对再韩恨得要命,结下了冤仇。

 

 

巧送枪枝

1927年秋天,兴宁党组织准备第二次兴城暴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蓝再韩积极购买枪枝弹药。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买到了三支枪。可是,要把这三支枪送到党的秘密联络点梅子坑胡屋的胡燧良家中,可是一件万分危险的事。从叶塘家乡到梅子坑有20多里路,各地反动势力在各个主要路口设卡布兵,岂容路人携带枪支?而且,村里当保长的蓝次平,更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家伙,时时在盯着蓝再韩的行动。显然,蓝再韩自己不便行动。

为了革命大业,再难办的事情也要办到!蓝再韩反复思考,最后找来母亲欧阳佛莲和四妹蓝凤招秘密商量,母亲支持儿子的事业,欣然同意,终于定下行动计划。

这一天,蓝再韩的母亲欧阳佛莲和四妹蓝凤招,装扮成卖柴草的人,三杆枪就匿藏于柴草之中,情报夹在发髻里,就这样出发了。一路上有惊无险,居然蒙过了好几处关卡,终于安全到达梅子坑胡屋。然后再急匆匆地带回党的指示往回赶。往返40多里路,回到家时太阳还老高呢。

蓝再韩这一行动受到了中共兴宁特支书记蓝胜青等同志的赞扬。蓝再韩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不但自己不怕危险,还将母亲和妹妹动员进来面临杀身之祸,真是全心全意为革命! 

19307月,蓝再韩与罗义妹等前往大坪双头山、大塘等地开展夏收斗争,顺途看望年迈的母亲和妻儿。久未回家,多少离情别意,母亲老泪纵横。当时,国民党大坪治安委员会正四出布告,以五百块大洋悬赏缉拿再韩。再韩刚走,保长蓝次平就带了警备队20多人包围了蓝再韩的家,先是搜查,后是放火。欧阳佛莲呼天抢地扑向穷凶极恶的敌人,被敌人用枪托砸昏拖入水塘,幸亏乡亲们救起才免遭一死。大火烧了一两天,由敌兵守着,以为再韩会带人来救,好抓人。再韩的胞弟蓝汉泉当时在外,不知情况,回到家中,被敌兵误以为是再韩回来,被抓住活活吊死在门前的柚树上。再韩的妻子才英带着长子伯勋、次子庆勋与四妹凤招一起跌跌撞撞,东藏西躲找到再韩。再韩强忍仇恨对她们说:“仇要报!恨要消!天下始终是我们的!”后来,才英带着孩子在百般困苦中讨食过日,次子庆勋在辗转中病饿而死。

 

 

冯宪章

——参加过两次武装暴动的著名左联作家

冯宪章(19081931),别名冯斌、张蔓蔓。兴宁县新圩鸭子桥人。192312月考入梅县东山中学,结识了蓝胜青等进步学生,成立了“兴宁留梅学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行街头演出;创办进步刊物《宁江青年》,在该刊发表诗文。1925年成立进步团体“新学生社”。第二次东征后,加入了共青团,1926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5月任梅县团委机关杂志《少年旗帜》、《半月刊》主编。期间,和进步学生一起,深入乡镇农村,以演白话戏、讲演会、散发传单等形式,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分裂的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梅城“五一二”暴动、兴宁“九三”暴动。暴动成功后,成立红12团,冯任团部宣传委员。

192712月,冯宪章赴广州加入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前往上海,考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大学,加入“太阳社”。同年秋“太阳社”被封,冯宪章东渡日本,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东京支社,继续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次年3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不久遣送回国。在上海集中全力进行革命创作,接连出版《梦后》、《警钟》、《暗夜》等诗集和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既触及社会底层的凄苦,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又揭示“国民如若麻木不仁最终将埋葬自己”的真谛,更预言旧社会必定灭亡,新社会必定诞生。还翻译了苏联等国的革命文艺理论,先后出版《新兴艺术理论》和德国革命女作家露沙·罗森堡的《狱中通信》,为新文学运动作出贡献。兴宁党组织将其短文、诗歌在家乡印发。193032日,与鲁迅、冯雪峰等出席了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5月,宪章被捕入狱,19318月在上海曾河泾狱中被折磨病重致死,时年23岁。

196361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载文纪念冯宪章,称他为“黑浪中展翅翱翔的海燕”,赞扬他是“把自己的灵感和生命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革命诗人。

 

 

机智勇敢三次脱险

兴宁“九三”暴动成功后,宪章任红12团团部宣传员。泥陂国民党自治会头目陈必显扬言:“非抓住冯宪章不可!”到处张贴布告,以六百块光洋悬赏通缉宪章。宪章见在家乡已无法活动,12月初,决定绕道汕头乘船前往广州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出发第二天,陈必显闻知,即派便衣十多人尾追。当敌人跟踪到汕头码头,船已开出。这是冯宪章的第一次脱险。宪章顺抵广州并很快加入了工人赤卫队,参加了叶挺、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

冯宪章的第二、三次脱险,是在上海。

I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有力地推动上海革命运动的纵深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左翼文化运动,大肆捕杀“左联”作家。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冯宪章到“左联”的机关刊物《拓荒者》杂志社送交完小说《一月十三》稿件,刚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出来,几个家伙鬼鬼祟祟地迎面走过来,他机警地向右拐去,没想到当头那个家伙快步走上来劈头就问“看见冯宪章没有?”冯宪章一听,心中有了数,知道坏蛋不认识自己,便若无其事地说:“我刚才看见他进去了,还在里面。”几个便衣一听,急急地蜂拥而入。宪章赶忙搭上一辆出租车回住地。

傍晚,有一个陌生人来到冯宪章的住地,说:“老板,请代我发两篇诗。”还拿出100块大洋献上。冯宪章眉头一皱,镇静地说:“我不是诗人,更不是编辑,你搞错了。“你不是?有人常看见你进那艺术大学去,听说,你写的诗文十分好……”“他们认错人了,即使有时我进那里一下,也是找个兄弟聊聊呀。”那人没法,只好走了。待那人走后,冯宪章心里想:他们要抓我了。便立刻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但随之又一想,他们肯定还在楼下大门口守着,片刻他便假装到楼下上厕所,当他来到一楼走廊里,果然看见大门口有人影,便急忙转身快步回到二楼,迅速收拾重要物品,并拿上一套衣服。突然楼下传来“噔噔”的脚步声,不一会有人敲门,正当他疑惑时,敲门声越来越响。他急中生智忙打开窗门,把衣服放在窗口边,此时,房门被乒乒乓乓地踢开,进来4个便衣队员,包括那个陌生人。他们一见室内无人,窗门已大开,忙向窗口眺望,仍不见冯宪章,转身发现窗口边有衣物包袱放着,估计冯宪章跳出窗外没走多远。为首的头目立即喊道:“快追……”他们个个从窗口跳出,往外追赶。

一会儿,床底下爬出一个人,他就是冯宪章。因为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即使自己跳出窗口,窗外也有人把守着,便机灵地迅速钻进床底下。待那4个人走后,冯宪章从衣袋里拿出两撇胡须,贴在鼻子下,趁着夜色撤离了……

但是,冯宪章终究躲不过反动派的魔掌。5月的一天,冯宪章和夏衍、田汉等几个战友在一间旅社开会,突然又闯进10多个国民党的便衣队员。冯宪章料想难逃此劫。为了掩护自己人撤出,立即主动向前与那些便衣评理,没讲几句,便衣就动起手来,冯宪章拼命阻拦,拳脚交加与他们拼搏起来。厮打中,与会者趁机出走转移,而冯宪章却寡不敌众被擒,关进了牢笼。

 

 

诗名高千古   气节感人心  

跟冯宪章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到:“宪章是我们的小兄弟,他今年只有十九岁,他的革命诗歌里流动的情绪比火还要热烈,前途是极有希望的。”

冯宪章的创作生涯很短促的,大约前后只有4年光景。但他却以炽热的革命激情,勤奋的创作努力,留下了丰硕的文学遗产。除了《梦后》之外,还有散见于当时的《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沙仑》、《新星》、《拓荒者》等革命文学刊物上的近百首诗歌,达数千行以上。另外,从有关书刊广告上看到,宪章的诗集尚有《警钟》、《暗夜》等,可能未及发行就遭到查禁的厄运。 

1938年,著名诗人蒲风在其所著的《抗战诗歌讲话》(诗歌出版社)一书中说:“象殉难了的殷夫,病死了的冯宪章,及蒋光慈,也莫不都有势若悬河骤降的奔波情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瑶,在解放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中说到:“太阳社的诗人是比较多的,除蒋光慈外,钱杏邨的《荒土》,冯宪章有《梦后》,写的也是中国的现实,内容是革命的。”

1956年,已经在上海担任领导干部的徐平羽,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忘不了的年代》,回忆和冯宪章一起坐牢的日子,文中写道:“在牢房里有个名叫冯宪章的人,他是作家,我跟他一块坐牢时,他看出我的愁苦情绪,对我说:‘哈,年轻人,你应该知道干革命坐监牢、带脚镣是难免的事,就等于吃饭时要吃菜那样,怕什么?坚持就是胜利……’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们有今天,完全离不开他的恩典……”

 

 

罗文彩

——五兴龙苏区的出色组织者和领导者

罗文彩(19051932),出生于兴宁县大坪区白云乡农民家庭,与同村罗屏汉自幼相好。19275月,罗屏汉在家乡钦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罗文彩从此走向革命道路,家里成了罗屏汉、陈锦华、蓝再韩等常来落足的地方。6月,与罗屏汉、蓝再韩等在大坪圩镇开办了爱谊书局,暗中出售进步书刊,宣传革命。7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底,罗文彩、罗根深奉命双头山开展革命活动。19287月底,由罗文彩、罗根深主持建立了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的罗坤泉先后成为双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罗文彩与罗屏汉一起到龙川县大塘肚串连发动群众,建立了大塘肚农会,相继成立了党支部。紧接着,相继参加了大坪暴动和袭击龙川罗口民团,参与建立东江游击队,担任副队长。同年冬,出席中共兴宁县委九龙嶂扩大会议和双头山北部山区县委领导和骨干分子会议,参与讨论制订了在兴龙寻边境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的工作方案。会后,罗文彩分工负责宣传发动和筹措活动经费,足迹踏遍大坪、罗浮、大信、黄陂和大塘肚等20多个地区。

19293月,闽粤赣边五兴龙苏维埃政府成立,罗文彩等5人为常务委员。而后,罗文彩率领游击队经常打击敌人。在一次战斗中,被大坪自治委员会头目罗若樵认出,因而招致疯狂的报复,包括父母叔侄在内的全家7人被抓至大坪警察局受尽折磨,只有妻子及时逃脱。

19303月,红50团在澄江战斗中遭受重挫,五兴龙根据地斗争形势紧张。罗文彩与县委书记罗屏汉一起,极尽全力做好恢复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工作。11月下旬,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将东江游击大队等四支队伍整编为红11军独立营,罗文彩任副营长,19318月,独立营扩编为寻乌独立团,罗文彩任团长。

19322月,罗文彩与罗屏汉等奉命调往江西会昌县工作,出任宣传部长。7月,会昌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为县委书记。罗文彩多次跟随邓小平、罗屏汉率部队打退来犯之敌,立下战功。同年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时年仅27岁。

 

勇敢机智斗敌人

1929年3月,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在大塘肚主持召开了五华兴宁龙川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闽粤赣边五兴龙苏维埃政府,主席曾不凡,副主席潘火昌,罗文彩等五人为常务委员。作为东江游击队副队长的罗文彩,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于是更加勤奋工作,率领游击队狠狠打击敌人。

5月18日,通过内线得知一个情报:大坪自治委员会头目罗若樵带着警备队数人赴兴城开会将返回大坪。必须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罗文彩奉命亲率游击队员8人 ,乘夜赶至陶坑狭颈地带埋伏。中午10时许,两乘轿子在十多名团丁的护卫下进入伏击圈。罗文彩认准第二乘花轿是罗若樵的,顿生怒火,挥动快放驳壳,猛扫过去,率队员跳出隐蔽处向敌冲杀。谁知狡猾的罗若樵在兰亭已换了轿子,致使换坐在第二乘轿里的民团小队长黄鸣雁做了替死鬼。罗若樵连滚带爬地逃跑,慌忙中把短枪丢落在水田里,文彩缴枪后正要追赶,国民党驻兰亭民团闻声赶来增援,众寡悬殊,文彩只好率队撤退。在混战中,罗若樵认出了罗文彩,恨得咬牙切齿,伺机报复。

过了两天,20日下半夜,天空阴沉,雷声滚滚,罗若樵亲率民团数十人把罗文彩的家大水塘层层围住。其时,昨夜回家的罗文彩离屋才不到半点钟。这几天,文彩已预感到敌人可能会前来搜捕,早已一番又一番地交带妻子运姐,不论白天干活还是夜晚睡觉,都要机警一点,并说万一有意外,可到罗岗潘洞找他。

凌晨,敌人的枪托砸开了运姐的房门。运姐先机智地躲在门后,乘敌兵忙于抢劫财物时逃至屋后崩岗藏至敌人撤走。文彩的父母叔侄七人被抓至大坪警察局受尽折磨。文彩闻讯,心痛至极,一面设法营救,一面把仇恨化为力量,带领游击队继续打击敌人。罗若樵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共匪罗文彩”。对此,文彩嗤之以鼻,并以牙还牙,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他和罗屏汉率游击队员,对土豪劣绅罗肥古、罗皱面、罗务生等或“打钢单”,或“吊参”,逼使他们乖乖献出银元、枪枝,解决队伍的给养。11月初,带领十多名战士包围了土豪罗皱面家里,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机智地将鞭炮放入铁桶点燃,吓得罗皱面慌忙逃跑。此举,使乡间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双头山、三架笔、黄沙塘一带根据地减租减息抗税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罗若樵明知罗文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点火人、添柴者,却无可奈何,只是咬牙切齿地说:“罗文彩这个‘脓头’不除,我死不瞑目!”

 

山歌别爱妻

19322月,罗文彩与罗屏汉、张瑾瑜奉命调往江西会昌县工作。临行,与妻子运姐相约在罗岗潘洞面别。

运姐依依不舍。自五年前与文彩成家以来,运姐深受文彩的革命思想影响,一直大力支持丈夫舍生忘死干革命,从未拖过后腿。但是,这一次丈夫要出远门,运姐毕竟难舍难分。文彩为了抚慰和激励运姐,鼓舞她的革命意志,当即念歌两首:

“潘洞启程去会昌,郎点蜡烛妹烧香,

  两人跪下发过誓,革命永不变心肠。

  今革命去江西,牵着妻手教我妻。

  请多缅日后,日后自有出路时。”

运姐听了,自然心胸开朗,也随口念了一首:

“东边烧火西边烟,两人虽别心相牵。

 我劝我郎多放心,放心打仗粤赣边。”

运姐陪同文彩走到三岔路口这才不得不分手,望着丈夫的身影在茫茫夜幕中消失。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罗义妹

—— 英勇无畏的兴龙游击大队长

罗义妹(19051934),家名美贵,别名绍祥,兴宁大坪区河岭乡农民家庭出身。15岁家贫辍学,1926年冬,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夏秋间,在罗屏汉、陈锦华等宣传启发下,走向革命道路,加入了大坪青年会。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罗义妹协助罗屏汉、罗文彩在本区白云、三架笔、双头山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河岭、大塘等地200多农民加入农会组织,白云、双头山、黄沙塘等地党支部也陆续建立。19298月,出席了兴宁县委在双头山召开的北部山区骨干分子会议。罗义妹主动承担了双头山至罗浮司、练优一带的农运工作。会后,坚决执行了县苏政府“在经济上没收地主富豪财产,向开明绅士筹募捐款”以解决游击队活动经费的精神,于9月初,首先向堂叔地主罗同云下“钢单”,带领10多名游击队员将罗同云及其儿子抓到大信苏区,逼使对方立即交出1000银元给游击队。

19326月,在黄陂新村成立了中共兴龙县委,罗义妹任县委委员兼县苏副主席,并在重新组织的兴龙游击大队担任大队长兼驳壳队长。为截断陈济棠反动军阀北上围剿中央苏区的通道,罗义妹与罗屏汉一起率游击队转战五华、龙川、兴宁各地,声东击西,破坏桥梁,火烧炮楼,打击敌人,屡有缴获,屡建战功。193411月初,罗义妹与警卫员叶亚满等4人奉命到大坪执行任务,行至陶坑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落入敌手。在受尽酷刑后,于1212日被敌人杀害,时年仅29岁。

 

 

大义灭亲

身为兴龙游击大队长兼驳壳队长的罗义妹,嫉恶如仇,视党的纪律和游击队的声誉为生命。

游击队员罗文古,是罗义妹的堂弟,可他一向纪律松散,居然与负责保管银元的游击队员朱钦林暗中串通,挪用公款,一同去赌博。有一次,他俩输掉几百块银元,就心生一计,用游击队的名义向土豪筹募捐款。于是,他俩背着游击队领导,窜到大坪,向茂兴号的老板打“钢单”,要他交出至少1000块银元给游击队,否则毙了他。老板不敢怠慢,将银元乖乖给他们送去。

罗文古和朱钦林的恶行在游击队伍中影响很坏。罗义妹非常气愤,立即找来他们俩,要他们老实交代。罗文古死活不承认,朱钦林倒是老实交代了事情经过。罗义妹怒不可遏,大声斥责罗文古:“你虽是我的堂弟,可你严重违反了军队纪律,破坏了游击队的声誉,铁的纪律难救亲情,这是你自作自受,现在悔之晚矣!”罗义妹根据他们的罪行,呈报上级批准,将罗文古扣押起来,拉到大塘,召集全体官兵开会,重申军纪,当众宣判枪毙。鉴于朱钦林能坦白认罪,只缴了他的枪,撤了他的保管职务。

 

矢志革命不动摇

大坪治安委员会的头目罗若樵,为了对付罗义妹,可谓是软硬兼施,使尽了“拳谱”。

1929年十月间,罗义妹将身患重病的女游击队员刘远妹接回自己家里休养,不幸被土豪堂叔罗同云暗告大坪治安委员会头目罗若樵。十一月初三,国民党自卫队20多人包围了义妹家房舍,把他的父母和刘四妹、刘远妹等四人抓至兴城,家中财务被抢劫了一空。刘远妹不久即被杀害。至次年夏天,经乡亲父老一再保释,加之敌人欲放长线钓大鱼,其父母及四妹才被陆续放回。四妹回家后,即在哥哥的支持下到新村参加了游击队。

罗若樵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招居然吓不倒罗义妹,却反而使对方变本加厉,多了一个人进入游击队,真是恨之入骨却无可奈何。于是,又心生一计,以田主身份窜到义妹家中,嬉皮笑脸地找罗义妹的父亲罗招福,叫他劝两个儿子不要再上山自找苦吃,回来可封自卫队长之职共享荣华。同时,却到处张贴悬赏,通缉罗义妹。

罗义妹在根据地听到了这些事情,嗤之以鼻说:“敢放白鸽敢响铃,敢杀土豪敢大声。罗若樵,你别瞎了眼,看错人!”并叫人把这些话传信给罗若樵。气得罗若樵吹胡子瞪眼睛干着急。

转眼到了1933年,粤赣边根据地不断遭受敌人围剿,斗争愈来愈残酷。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义妹披肝沥胆,至死不变。11月间,义妹去大坪执行任务,顺途看望父母和妹妹们。罗姓祖房中几位叔伯出于一片好心,凑了一百块银元路费,对他说:“现在团狗到处悬赏通缉您,我们劝您不如去香港暂避。”义妹当即回答说:“大伯、亚叔,大家的一片好意,义妹领了。但我不能照你们的意思办,农民兄弟还在受苦,义妹我只要还有一口气便要斗到底!”乡亲们素知他的个性,不敢再劝,只好含泪送他又在黑暗中挎枪而去。

 

 

罗义妹山歌动人心

罗义妹善于唱山歌。1928年初,罗义妹协助罗屏汉、罗文彩等在大坪白云乡、三架笔、双头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会时,编写了不少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山歌,或者会前会后演唱,或油印、抄写散发。几十年过后,还有不少老人传诵着这些山歌:

                 三月莳田雨霏霏,笠麻都冇背蓑衣,

                 衫裤淋湿还过得,受到大病冇钱医。

 

                 六月早禾才收拢,田主催租势头凶,

                 穷人样般惯辛苦,辛辛苦苦两手空。

 

 

坚贞不屈

卓越的战功,使义妹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国民党反动派四出布告通缉罗义妹,并卑鄙地暗中以重金收买叛徒,妄图抓住义妹。19341113日,义妹与警卫员叶亚满等四人奉命到大坪执行任务,行至陶坑时,义妹因病不能行走,找到当过游击队员的朱钦林。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朱钦林,对罗义妹上次给他的批评处分一直怀恨在心,已暗中投敌。这家伙一方面假意安排义妹四人在骆坑黄屋黄云先家中和坑下朱屋分头歇息,一方面借放哨为名,把义妹的驳壳枪骗到手,然后报告国民党驻大坪警卫队第一中队长黄湘衡。黄湘衡即打电话给驻兰亭小队长陈冠庭,立即派便衣队前往潜伏,并亲率队伍与陈冠庭小队会合,在朱钦林带领下先包围了黄云先住房。患病在身而且手无寸铁的罗义妹无力抵抗,不幸被捕。接着,叶亚满等三人也落入敌手。

15日,陈冠庭带兵押解义妹数人到兴城县警察署。一路上,义妹从容自若,昂首挺胸,对乡亲们说:“革命总会有出头之日的,大家不用灰心,要继续努力!”陈冠庭望着义妹瘦弱而带病的身躯说:“你呀,搞‘散党’这么辛苦,真是好人不做做贱人!”义妹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说:“共产党哪个都比你们高贵百倍!”在狱中,敌团防头目潘标亲自审问义妹,软硬兼施,先是诱以高官厚禄,后是施以酷刑,拔指甲、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义妹忍受了极度的痛苦,守口如瓶,丝毫未吐露半点党的机密,并鼓励叶亚满挺住。敌人一筹莫展,恼羞成怒,竟凶残地用大号铁丝串着义妹的鼻子,拉着在兴城街头游行示众。义妹尽管头发蓬松,刑伤累累,仍步履刚劲,大义凛然,围观群众无不掉泪。

1210日,敌人把他押至龙田,关了两夜。12日,罗义妹走向刑场。在此生命的最后时刻,罗义妹大义凛然,忘不了用最后一口气去宣传群众,打击敌人:

“兄弟姐妹莫悲哀,义妹虽死心里安。

 生为革命除劣绅,死变鬼雄杀狗官!”

火一般的革命激情感动了周边群众,不少人掩面失声痛哭!面对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敌团防头目潘标慌忙下令提前执刑。

 

 

罗亚彬

——血洒粤赣边的不朽英魂

罗亚彬(19101935),家名伟华,兴宁大坪区白云乡人。1926年,受罗屏汉宣传影响,开始走向革命道路。7月,参加了罗屏汉组织的大坪青年会。1928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奉命到大坪大福村开展革命活动。10月,与罗屏汉、陈锦华等20多位赤卫队员化装成赴圩小贩,袭击大坪警察局,成功地举行了大坪暴动。自此,罗亚彬成为五兴龙游击区的一员闯将。在五兴龙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亚彬以能走善跑,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而使敌人闻风丧胆。大坪自治委员会曾悬赏六百块光洋通缉他。亚彬摸着自已头颅笑笑说:“没想到我这脑袋还值那么多钱呢!” 

1932年,为了牵制广东军阀北上配合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在兴龙边境的新村黄沙溪成立了兴龙县委。亚彬任县委委员,兼游击大队驳壳队队长。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长征,兴龙根据地形势严峻。罗亚彬带领驳壳队坚持斗争。10月,和罗义妹、梅贯华等率驳壳队员8名乘夜袭击寻乌岑峰炮楼,缴获敌人一批枪枝,放火烧了炮楼,受到赣南军区的通报表扬。

19355月,罗亚彬等奉命回兴龙边境,遭到陈济棠部队重兵围剿。79日,与罗屏汉等12人转战至龙川径口时,因叛徒出卖而遭敌军重兵包围,最后为掩护同志们撤退而中弹牺牲。时年仅25岁。

 

 

战火中的浪漫爱情

1928年秋,罗亚彬奉命到大坪大福村开展革命活动,住在下屋排老实忠厚的农民罗观保家中。亚彬日夜奔忙,秘密找人谈话,宣传革命道理,主持成立了大福村第一个农会组织。得到了广大农民的信赖和爱戴,想不到的是,也赢得了一个妹子的爱情。

这个妹子就是罗观保的养女,名叫吴英娣。罗亚彬在屋里谈话、开会,英娣或者在屋外放风,或者进去倒茶端水,日积月累,也听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心里跟罗亚彬走到了一起。有一天,为了解决革命的活动经费,急需一人去给地主罗标古送“钢单”。亚彬根据平时的观察,觉得英娣十分合适。英娣高兴地接受任务后,就装扮成找亲戚的样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钢单”从门缝塞入罗标古住房。从此,英娣成了赤卫队的女交通员,不久加入了青年团。

转眼到了1929年初,为了建立以大塘肚为中心的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罗亚彬要到双头山加强工作。罗亚彬离开大福村时,看见英娣恋恋不舍颇为伤感,就对英娣说:“干革命难免会有风险,但纵然上刀山下油锅,也要对得住穷苦人!往后,有什么事可到双头山找我!”至此,罗亚彬觉察到自己已经爱上英娣了。此后一年多,双方互相想念,却是难得一见。

1930年10月,伪保长罗兴保带着国民党防军进剿大福村,扬言要抓英娣。英娣记住亚彬临走前的嘱咐,机智地躲过搜捕,跋涉几天来到兴宁县委所在地——黄陂新村,毅然投奔了游击队,在县委机关负责后勤工作。从此,两人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但双方都一直没有表露心迹。罗亚彬率驳壳队活跃于粤赣边境,拔据点,贴标语,剪电线,每次回县委都是行色匆匆。

1931年秋,军阀陈济棠反动武装400多人猖狂进攻新村。英娣跟随县委机关转移至寻乌芳田村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亚彬当时在东江红军独立团任三连第一排排长,主要负责部队给养和外围警戒工作。休戚与共的命运终于把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经同志们再三催促,两人终于在农历九月十六日晚上,在芳田村成金围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由县委领导人蔡梅祥主持。结婚的第三天,罗亚彬又奉命到罗岗、大坪执行任务了,而英娣不久也奉命调至平远工作。直到1932年12月,上级决定调英娣回兴宁加强妇女工作,时任东江游击队总队驳壳队长的罗亚彬趁送给养的机会亲往平远接英娣。他们一路散发传单下至兴宁。

1933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在一个窑洞里,英娣早产生下一个儿子。此时,正在罗岗拔除敌据点的罗亚彬,到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才回来。但是,考虑到目前战斗频繁,孩子拖累大,他与英娣再三商量,决定将孩子送给善良的罗济民医生抚养。1934年2月,罗医生就要来接小孩了,亚彬原本打算“要送小家伙一程”,而到了那一天,却奔赴平远执行任务去了。十四日,天还未亮,英娣背着出生仅96天的孩子,跟在罗医生的背后,一直送到黄陂凹口红白区交界处。此后,罗亚彬直至牺牲,再也没有机会见孩子一面。

1935年7月9日,罗屏汉率罗亚彬、吴英娣等12人转战至龙川径口,没想到交通员曾火生已叛变,暗中向当地国民党军队告了密。次日凌晨,战士们在半山腰稍事休息,正在草地上边擦枪边放哨的吴英娣,忽然发现敌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上来,连忙将子弹推进膛内同时大喊:“敌人来了!”罗亚彬猛地起身,与罗屏汉率领战士们奋力拼搏。眼见敌人愈来愈多,包围圈愈缩愈小,罗亚彬劝同志们赶快撤退,自己留下来掩护。他看着同志们逐渐分散突围而去,正想松一口气,忽觉得左臂一阵灼热,鲜血直流。吴英娣赶回要为他包扎,罗亚彬用力推她:“别管我,你快走哇!”吴英娣不得不心如刀绞的离去。最后,罗亚彬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黎汉英

——能文能武铁骨铮铮的区委书记

黎汉英(19071930),家名日昌,化名黎大俄,兴宁罗岗区甘村人。在兴宁县立一中读书时,受进步书刊和大革命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 l9264月,临近中学毕业的黎汉英在小洋乡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深得赖颂祺赏识,因而被选派参加县农训班。毕业后,谢绝堂兄要他去上海工作的邀请,决意留在家乡干革命。

1927年春,罗屏汉在大坪达务小学成立大坪革命青年会,黎汉英在袁文殊邀请下带领数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此后,积极参加大坪革命青年会的各种活动。8月,黎汉英在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与蔡梅祥等人深入到罗岗、大坪、罗浮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及群众革命团体组织。次年4月,先后任红12团第3营营部秘书、东江游击队秘书。同时,兼任县委印刷厂负责人,利用钢板、刻笔和蜡纸,负责起草、刻印县委机关报——《红旗报》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和宣传品。黎汉英带领印刷厂两位同志,常常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编写、刻印工作,第二天一早就把印刷品准时送到指定地点。他们走到那个村庄,就把印刷厂搬到那个村庄,始终保持正常运转,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地下交通站——罗岗圩保和堂也曾刻印过一晚。

春夏间,黎汉英奉命回到家乡甘村开展革命活动。10月,秘密发展了5名党员,成立了甘村党支部。次年4月,又成立了福胜乡苏维埃政府。同年秋,奉命到大塘肚相邻的罗岗元潘村串联发动群众,建立了党支部、农会和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该村成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村庄。同时,还经常奔走于附近的双头山、练优、霞岚、岐岭山、白水等村庄,每到一处都很快把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走上革命道路。黎汉英的这些工作,为五兴龙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03月,黎汉英接任了第三区委书记的重任,建立了江广乡和五福乡苏维埃政府以及农会和赤卫队,成立了区联队,为五兴龙苏区的中心从大信转移到新村南扒一带做好了准备。

19308月,黎汉英因被叛徒出卖而被反动派捕获。1021日遇害,时年仅23岁。

 

 

革命歌谣动人心

1928年秋,黎汉英根据党组织指示,深入到大塘肚相邻的罗岗元潘村串联发动群众。他以帮助姑母搞秋收为掩护,住在姑母家里,白天与大家一起割禾、打禾,晚上深入各户宣传党的主张,讲革命道理,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为使革命道理深入人心,他自己编写了不少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歌谣,有的印刷成传单四处张贴、散发,有的在会前会后演唱,有的在夜校学习班上教唱,还有的在与群众座谈中传授,从而达到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有钱人家,欺压穷侪,有吃有着(穿),享尽荣华,

 勾结官僚,剥削农家。

 告诉大家,快快觉醒,参加农会,斗争豪绅恶霸。

 大家团结,就是冇差,同心协力,吾愁斗(他)吾垮。”

 

(我)今住在第三营,拿支驳壳到省城,

 去到省城打胜仗,打到高低一样平。”

 

“喂!喂!喂!兄弟们!赤卫队,我们在一起,都是穷苦人!

  起来!起来!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做主人!做主人!”

 

还有儿歌:

“月光哗哗,冤枉穷侪,常年到暗,做牛做马,

 受尽压迫,真是冤枉又造孽。”

这些歌谣深受群众喜爱,至今传诵于群众之中。

 

 

罗岗圩报仇

1929年8月的一天上午,黎汉英带领东江游击队员和甘村赤卫队员20多人,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到坪洋去“吊参”。刚走到甘村坳时,突然发现国民党罗岗团防的一支队伍,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追来,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由于敌众我寡,黎汉英只好带着队伍边战边撤退,游击队员朱庭汉、朱福珍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敌人惨无人道割下两位游击队员的头颅,威逼群众黎日生用箩筐挑到罗岗圩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事后,黎汉英打听到,罗岗团防的这次截击是劣绅杨某通风报信的恶果,不由得怒火填胸,决定狠狠惩处这个坏家伙。

第二天,正是罗岗圩日。黎汉英带上几位能干的游击队员,化装赴圩,来到街上的“长寿堂”药店。

药店老板杨某忙上前招呼:“先生,你要买什么药?”

黎汉英一看到这个欠下游击队员血债的劣绅,当下怒目圆睁,说:“我要一种既宝贵又低贱的东西。”

杨某一怔,问道:“什么?”

黎汉英愤怒地说:“我要你的狗命!”

杨某一下子意识到不好了,连声求饶:“我,我没做什么坏事呀!”

黎汉英怒斥道:“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断送了两个人的性命,现在血债要用血来偿。”把杨某拉进里屋,处决了这个劣绅。接着,同来的游击队员到处张贴散发布告,列举劣绅杨某的罪状,并以东江游击队的名义发出紧急通令,要国民党罗岗团防限期处理好两位游击队员的首级,否则血洗罗岗圩。

罗岗团防队惊慌失措,乖乖地掩埋了烈士的首级。 

 

 

两次辞邀志不移

黎汉英,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能辩善解,12岁时就能诵读长篇祭文,深得老师、长者赞誉。l926年6月县立中学毕业时,他在上海的堂哥黎汉雄知他是人才,特地来信要他到上海去工作。他的父亲黎绍清也希望儿子到上海去经商发财。

可是,他的父亲和堂兄哪里知道,黎汉英在中学读书期间已经大受进步思想和兴宁早期农民运动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来的课余时间,他已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去县城内的织布厂、糕饼厂、理发店以及城郊乡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就在今年4月,年仅l9岁的他还在小洋乡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因而深得农运领导人赖颂祺的喜爱,被选派参加县农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

面对堂兄的邀请,黎汉英坚决辞绝,他在回信中写道:

“时逢国民革命之澎湃,我辈有责拥之。经商兴家之计还待打倒列强,打倒豪绅,革命成功之日不迟矣。”

他的父亲自然无可奈何。黎汉英在家里稍事休息之后,就接受了赖颂祺的指示,深入到北部山区开展农民运动去了。

过了三四年,黎汉英早已经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1930年3月,红50团攻打江西澄江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围剿革命根据地和搜捕革命者。远在上海的堂哥黎汉雄,也听说到了堂弟的危险处境后,于是再次来信要求汉英到上海去。黎绍清看到来信后,即刻叫三儿到新村找到黎汉英,谎说父亲病重把汉英骗回家中做说服工作,叫他到上海去。但是,黎汉英早已经铁了心肠干革命,立志献身不退缩,怎么愿意去上海做生意呢?他静下心来,侃侃而谈,反而说服了父母和家人。于是在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新村,坚持革命斗争。不久,接任了第三区区委书记的重任。

 

 

英雄含笑上刑场

1930年8月,黎汉英因事从新村经溪联、徐田到元潘,走到练优的油坊径时,被该村的叛徒杨洪青告密。敌人设了埋伏圈,抓捕了黎汉英。

黎汉英被捕后,先是关押在大坪祠堂下剿共敌军营部。爱戴黎汉英的甘村村民知道后,经商量决定全村七姓派代表出面,由黎姓偿田和其家中共出200石谷,来保释黎汉英。但敌军黄营长异常毒辣,不但要他们七姓代表出面、出钱担保,还要用黎汉英的小弟弟黎汉欣做人质。汉英知道情况后,大骂黄营长无耻,当场撕毁了草拟的契约,并高风亮节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做事我担当,愿受其死,不受其辱。”同时,对家人和七姓代表说:“我一个人死不要紧,希望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抱有任何幻想。要看清他们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并劝他们回家去,不要挂念他,他一个人死了,还有更多的后来人。

第三天,黎汉英被押送兴城,在走到新西门时,有人问,被押的是何人?黎汉英随口答唱:

是罗岗黎大俄,早年参加共产党,

  因被叛徒来出卖,被捕解押吾奈何。

  共产主义能实现,任迟割心也凉,

  打倒官僚和恶霸……”

在敌军的扭打下,他无法将心中的歌谣唱完。在牢狱里,黎汉英受尽了拔指甲、下雷公尖、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但没有透露半点党的秘密,反而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有一次,县长曾传经,升堂审问黎汉英。他问汉英说:“你们共产党有多少人?”黎汉英随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有四万万五千万。”曾传经被气得大怒,大骂说:“你可恶,真可恶!连老子都被你们算进去了。快来人呀!把他押出去枪毙。”

黎汉英在牢狱里两个多月,身体被折磨得孱弱不堪。但是,每次家人来看望他时,他都强忍着全身的疼痛和心中的仇恨,脸带笑容地会见亲人,安慰家人不要因他而悲伤,说他就是死,也是值得的。同时要家人转告他父母说:“黎汉英没有尽到对父母的孝心,但没有给他们丢脸,没有给甘村人民丢脸。我就是死了,十八年过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就义的前夜,堂兄黎义昌特地做来两个菜和打来半斤酒来到狱中送别。他虽然当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手拿着筷子老是不会夹菜,话语哽咽。黎汉英见此情景,知道了一切,便端起酒杯说“我们一起痛饮几杯。”然后,大喝一口,念起了古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接着对堂兄说:“大哥,不要痛苦,杀头在共产党人眼中是一件平常事。我明天就要去见我的上司——马克思公公了,烦劳你帮我整理容颜、行装,我才有脸面去见他们。”一句话说得七尺男儿大汉黎义昌放声大哭。

1930年10月21日上午,一群荷枪实弹的敌军打开了牢门。黎汉英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便从容不迫地整理了一下容颜,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牢门。此时的黎汉英已被摧残得体无完肤,且被五花大绑,但他衣冠整洁,昂首挺胸,脸带笑容,一路上用革命歌谣与战友、与人民道别。10时左右,惨遭杀害。

 

 

罗根深

—— 为五兴龙苏区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罗根深(19021928),原名茂生,出生于兴宁大坪区白云乡农民家庭。1924年春,考入县立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3月,罗根深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本村通时小学教书,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常常是白天上课,晚上回家伏案编写印刷到深夜。还与罗屏汉、袁文殊等一起编演文艺节目,宣传革命。暑期,以罗屏汉等一起组织成立了进步青年组织——大坪青年会。青年会成立时,在达务学校草坪里连续演了三天宣传革命的戏。

19284月,兴宁县委派罗根深、罗文彩到双头山开展革命活动。7月底,由罗根深、罗文彩主持成立了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的罗坤泉先后成为双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根据广东潮梅暴动总计划,参与组织大坪暴动,并取得成功。 

同年11月,罗根深被敌人抓捕。因罗屏汉组织多次营救无效,遂于1225日遇害,时年仅26岁。

 

 

三天演戏斗豪绅

1927年暑期,罗根深与罗屏汉牵头成立了以进步青年为主体的大坪青年会。青年会成立时,决定在达务学校里连续演三天戏。罗根深花尽了心血,熬更守夜,赶写出白话剧《农家苦》,结果引起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

第一天的演出中,有一位女青年扮演的老太婆,穿着破烂的衣服,满脸憔悴,抱着一个瘦弱的婴孩,一步一颤地踏上临时搭起的舞台,边走边唱:

“看了孙子真惨凄,三日无乳到肚里,

 亚爸挑盐江西去,亚妈卖柴还未回,

 家里耕种一斗种,铁租铁利量完里,

 剩下亚婆一把骨,有气无力来带你,

……紧看紧缅紧惨凄……”

那通俗易懂的歌词,那凄厉动人的歌声,牵动着在场群众的心,人群中顿时发出阵阵同情声,哭泣声,愤怒声,声声谴责土豪劣绅的凶残!

第一天成功的演出,坚定了青年会员的信心。可是,第二天一早,罗根深他们发现:昨天好好的戏台被人砸坏了,戏棚的不少木板被扔在地上。罗根深心里明白,肯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罗泮香在捣鬼。大坪青年会的演出,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恶,唤起群众的斗争热情,罗泮香当然会恨得咬牙切齿。

罗根深交带青年会的会员们:第二场演出照样进行。戏台上又传出罗根深编写的歌。

“饭甑落锅爱认真,杀得土豪杀劣绅,

 土豪劣绅杀呀尽,大家安乐享太平……”。

突然,戏台下面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块块石块扔到戏台上,几个满脸凶狠恶煞的家伙,在高声叫嚷:“喂,这样的戏有什么好看,赶快回去,不然,你们将受到连累,后果难负呀,赶紧走吧!”

罗根深知道,又是罗泮香捣的鬼。立即当机立断,带领几个骨干会员站在那几个家伙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想干什么?”

那几个家伙看到罗根深不甘示弱正气凛然,气焰顿时落了一半,嗡声嗡气地说:“我们只是说,这戏有什么好看,碍你什么事?”

“你说不好看,就赶紧滚开,为什么在这里捣乱?”罗根深步步逼进说。

“你们这么做,想过什么后果吗?”那几个家伙强词夺理地说。

“我们是替百姓说活,敢在这里演戏,就什么也不怕!”罗根深理直气壮地放开嗓门说:“告诉你们,要是再在这里闹事的话,我们就不客气!”

那几个家伙一看形情不对,只好灰溜溜地仓皇逃离。

演出继续进行下去。三天的演出,大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挫败了土豪劣绅的威风。罗根深所做的一系列宣传工作,为当地后来开展土地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狱中痛斥反动派

大坪暴动以后的1928年11月,兴宁县长廖桐史亲自签发手令,加紧镇压一切革命活动,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在这一场大搜捕中,敌人截获了一份有“根深”名字的手扎。

1928年11月25日上午,警察局长方子良带着两个爪牙化装成督学,窜到根深执教的通时学校,以填写教职员工花名册为名,把正在上课的根深叫出教室。根深一见来人,己心中有数。但他泰然自若地写上自己的姓名。这时,警察即拔枪对准他的胸膛,并将他五花大绑,带往大坪区警察局关押。第二天,适逢大坪圩期,根深骗说去厕所,试图越狱,但终因敌人防范严密而未成。时过两天,罗根深妻子袁运娣得知丈夫即将押送兴城,前去探望他。根深果断地叮咛其妻:“若我不能回来,家中如再遭难需要钱用,可将房屋田园卖掉,江山终归是我们的,要保重身体!”言毕,夫妻俩泣不成音。

对根深被捕,党组织焦虑万分,多方设法营救。28日,通过内线情报,得知根深押解兴宁警察署的消息,罗屏汉特派罗柏松带20多名赤卫队员半路拦截,却因敌人提前出发,未达到目的。罗根深被关进兴宁监狱后,罗屏汉又暗中组织其家人和当地乡亲父老保释。对此,大坪区治安委员头目罗若樵杀气腾腾地说:“根深放回,如放虎归山!”

在狱中, 敌人软硬兼施,胁迫罗根深承认是共产党员。面对凶残的敌人,根深先是巧妙周旋,抓住敌人搜获的手扎内写的是“根深”而自己化名“耕深”,拒不认账。后来,因我双头山据点遭敌破坏,根深签领的单据再次被搜获,至此,根深大义凛然,从容自若,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上书痛斥县长廖桐史:“根深不畏风摇动,树正何怕月影斜。你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2月6日,廖桐史呈文广东东区善后委员:“其参加共产工作,既属毫无疑议,自应处极刑。……恳准予就地枪决,以昭警戒”。乡村群众心急如焚,再次联名上诉,根深深知敌人凶残,劝乡亲和同志们各自保重,不必再为他花费钱粮,他随时准备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25日,罗根深临刑,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噩耗传到苏区,罗屏汉万分悲痛地说:“根深被害,如砍我的一只的手啊!”

 

 

何  海

——永远冲锋在前的赤卫队长

何海(1894—1928),家名云林,生于兴宁县永和永星乡贫苦农民家庭。私塾读书五年后跟随父亲以打铁为业。1924年底,受卢惊涛、赖颂祺等宣传带动,开始参加革命,在村中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1925年,受上级指派,到北部山区石丰乡开展革命活动。次年春,成立了石丰乡农会组织。何海被选为农会主席。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黄陂、石丰乡合并为黄石乡,何海任副主席,并担任黄石乡农民赤卫队队长。为了提高赤卫队员的战斗力,何海一面注意扩充武装力量,改善武器装备;一面加强军事培训,亲自讲课,做示范动作,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使这支农民武装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主力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海带领黄石乡的农民赤卫队,先后两次参加了攻打兴宁县城的农民暴动。“九三”暴动成功的次日,红12团在永和湖尾乡成立,何海任第二中队队长。此后,何海转战径心、南口、水口、宋声等地。战斗中,英勇顽强,处处置个人的安危而不顾,总是率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冲杀。

1928年3月1日,何海返回村中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一周后,坚贞不屈的他在县城东门刑场从容就义,年仅34岁。

 

 

板塘村伏击战

1927年l2月的一天中午,朔风阵阵。兴宁县永和区湖尾乡板塘村周围的山里,埋伏着一支工农革命军队员和赤卫队员。他们紧紧盯着村边的大路,等候着敌人的到来。

原来,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团部获悉情报,敌伪的一个连队,将于今天由梅县押送一批枪枝弹药到兴宁。身为二中队队长的何海,听到这个消息,想到目前部队装备不足,急需补充,主动向团部请战。得到团部同意后,便急忙与湖尾乡赤卫队联系,决定双方联手在板塘村拦截敌人。这板塘村,四面环山,山山相连,地势险要,是梅县到兴宁的必经要道。

不觉已到了十二点钟,仍然不见敌人的影子,战士们和赤卫队员有点按捺不住了。就在这时,大道上扬起了一股尘土,走过来一支伪军队伍,大约40多人。只见他们慢慢地进人了伏击圈。

“打!”何海一声令下,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阵猛烈的枪声。敌兵猝不及防,慌了手脚,立即向四处逃窜。    

何海见状一马当先,跳出阵地,带领队伍冲上敌群,队员们如猛虎下山,勇猛杀敌。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打死敌兵4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充实了部队、赤卫队的装备。从此,敌人对何海又恨又怕,悬赏五百块大洋缉拿何海。

 

 

罗肇庆

——战斗到底的红12团分队长

罗肇庆(19041928),出生于兴宁叶塘区三变乡朱子莱农民家庭。1918年起,先后入读梅县乐育中学、上海三育学院。期间,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上海爆发伟大的“五卅”运动,罗肇庆等人不顾学校禁令,带领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因此被学校开除出校。8月,罗肇庆回到兴宁。在曾不凡、卢惊涛、赖颂祺等的帮助下,罗肇庆在家乡积极宣传农民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罗肇庆奉命回到了朱子莱树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三变乡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并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土豪地主等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兴城“九三”暴动。次日,在新成立的红十二团中担任第一中队第一分队长。

19283月中旬,反动武装600余人联合包围驻守在朱子莱的红12团。刘光夏指挥部队分路突围,罗肇庆在英勇阻击敌人的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他离开村子后,敌人疯狂搜剿罗肇庆家房屋,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幸得家人全部逃散在外。 下旬,再次遭受挫折的红12团退守叶塘掌鸭塘,蓝胜青、刘光夏等领导要求罗肇庆留在农村隐蔽养伤,而罗肇庆强烈要求随部队出发,战斗到底。

27日下午,罗肇庆随红12团抵达龙川霍山。其时,兴宁、五华、龙川三县党员代表会在霍山太乙岩召开,成立了中共五兴龙临时工作委员会。12团领导准备在此稍事整顿后再打兴宁县城,不料43日被五华、兴宁、龙川三县反动军队及地反武装1000余人包围。刘光夏率部与敌决一死战,罗肇庆腹部伤口未愈,仍奋勇突围,不幸头部中弹而牺牲。

 

 

袁   荣

——井冈山派来的红50团政治部主任

袁荣,原名锦文(19061930,兴宁罗岗区联东村人。父亲袁杰三,母亲刘观娣,兄弟妹共7人(52女),袁荣排行第三。袁荣身材高大,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使用双枪,智勇双全,读过4年私塾。1925年,袁荣17岁时与父母举家迁往江西省泰和县落居。其时泰和县的农工运动已蓬勃发展,全县基本赤化。在此情况下,善于交际而又思想较为进步的袁荣很快与当时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加入了农会和赤卫队,随革命组织开展除恶霸闹翻身的革命活动。1926年其父见泰和县条件不好,难于维计,便带全家返回老家。但袁荣为了革命仍在当地留了下来。

1927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到处白色恐怖。在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屠杀共产党员的险恶环境中,袁荣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袁荣及其战友听到消息后,奔上井冈山,加入了红军。随后跟随部队转战井冈山周边,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并认识了主力团——31团担任团长的梅县老乡朱云卿。19291月,随红军下井冈山转战大余、寻乌一带。在寻乌县活动时,为加强寻乌县红军第21纵队的力量,特安排袁荣等10多位熟悉客家地区人文的红军战士加入红21纵队,成为骨干。袁荣历任教官、连长、政治委员等职。为整编、提高红21纵队素质作出贡献。随后,活跃在阳天嶂一带。3月,带领红21纵队配合广东革命武装红军第三营攻打兴宁罗浮取得胜利,罗浮全境解放,使寻乌、平远、大信、罗浮及龙川的大岭、大塘肚等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2月,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刘光夏到罗浮大信组建东江红军第50团。按上级的安排,红21纵队的陈俊、邝才诚、袁荣等带领其属下第一、三中队共150人,张国标带领第三营100多人,骆达才带领东江红军游击大队100多人,还有罗浮区联队50多人,罗屏汉等领导的北部地方武装近100人合计500余人,组成了东江红军第50团。团长刘光夏,政委陈俊,参谋长邝才诚,政治部主任袁荣。红五十团成立后,接连攻取了广东的石正、八尺、石南、仲石等地,战果辉煌,给粤赣边人民很大的鼓舞。在同月,石南战斗中,袁荣不幸负伤跌倒在小河里,由彭火昌背到瑶兴磜上的红军医院治疗。同年3月,红50团攻打江西澄江失败,几乎全部牺牲,团长刘光夏阵亡,政委陈俊牺牲,参谋长邝才诚遇难。粤赣边的革命力量因此损失惨重,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袁荣因于此前负伤严重,未参加澄江战斗。澄江失利以后,形势严峻,袁荣几次转移在高山峻岭秘密养伤。由于条件恶劣,缺食少药,不幸于19305月在罗浮瑶兴磜上牺牲,年仅24岁。

 

 

胡燧良

——带动全家干革命的五兴龙县苏政府常委

胡燧良(18981931),兴宁福兴梅子村人。出身贫寒,20岁远渡南洋谋生。l924年冬回到祖国,辗转至惠州横沥当车衣工人。l925年东征军到惠州,他组织工人成立车衣工会,他被选为工会主席。后来,工会被迫停止活动,他回到了兴宁。1926年夏秋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到县农协会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先后参加了兴城“五一八”暴动和“九三”暴动。红12团成立后,胡燧良被任命为庶务,更是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采购物资,解决部队给养,并积极参加南口、径心、霍山、赤岗等地战斗。兴宁反动当局悬赏800块光洋缉拿胡燧良。

在胡燧良的影响、带动下,他的父母、兄弟等家里人全都支持革命,参加了革命活动。他的家,成了兴宁地下共产党的联络据点,中共兴宁特支机关也转移到这里,地下党领导人常到他家开会。1928年重阳节之夜,兴宁、梅县、五华、丰顺、龙川五县的党团负责人在胡燧良家里开会,遭遇敌人重兵包围,胡燧良兄弟紧密配合蓝胜青,冒死掩护与会同志撤退。事后,胡燧良家中财物被疯狂报复的敌人抢劫一空,房屋也被烧掉。

19291月,胡燧良被选为中共龙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任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后又被选为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和县委委员。19315月间,正在熟睡的胡燧良被叛徒杀害。时年33岁。

 

梅子坑突围战

胡燧良参加革命以后,影响带动了全家——父亲、母亲、弟弟全都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将自己的家作为兴宁地下共产党的联络据点,中共兴宁特支机关也转移到这里,地下党领导人常到他家开会。

胡燧良的家在梅子坑胡屋,地处山区,离兴宁县城十华里,西南面靠五华转水,高山绵亘,良好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为开展工作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胡燧良一家热心革命的行动,更给地下党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地下党组织决定举行第二次攻打县城的武装暴动,胡燧良全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父亲胡芹芳,胞弟胡维鑫,一次又一次跟着他到五华、龙川等地购买土制步枪,母亲及其他家里人,为特支机关放哨,传递消息,侦察敌情,他们把家里的粮食、蔬菜无偿地送给革命同志。1927年9月2日晚八时,第二次攻打兴宁县城的农民义勇军就是在胡屋门前开始出发的!

第二次武装暴动胜利后,兴宁反动当局悬赏800块光洋缉拿胡燧良。但他毫不畏惧,仍然不避艰险干革命,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将梅子坑自己家作为党的活动据点,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农历九月初九,正是重阳节。夜晚,梅子坑胡屋家中,兴宁、梅县、五华、丰顺、龙川五县的党团负责人正在这里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联合暴动的事宜。在胡屋背后的山上,是胡燧良的胞弟胡维鑫担负着放哨任务。

凌晨两点钟,胡维鑫发现大队人马正向梅子坑走来。原来是由于叛徒出卖,敌方连夜派出100多名武装人员分三路扑向梅子坑!

当时,开会人员只有六七支驳壳枪。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势下,足智多谋的县委书记蓝胜青一边吩咐大家收拾文件准备撤退,一边要求屋内暂时一枪不发,却叫胡燧良摸黑爬到山背至高点向敌人连开数枪。

敌人听到屋背山上连响数枪,以为开会的人已从瓦面跳出往后山走去,便集中火力向屋背至高点猛烈开火。乘此机会,胡燧良马上回到屋内,与蓝胜青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蓝胜青的腿被敌人一枪打中,胡燧良立即冒险前往抢救,要掩护蓝胜青撤退。而蓝胜青命令他掩护五华的卢觉民撤退。胡燧良于是且战且退,与胞弟胡维鑫一起将受伤的卢觉民包扎好,搀扶着卢觉民往山腰坟坑里躲避,然后再到荆棘从生、茂密的树林中隐蔽,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搜索,将卢觉民护送回五华就医,而蓝胜青却壮烈牺牲。

天亮以后,凶狠的敌人将胡燧良家里的粮食、牲畜、财物抢掠一空,放火将房屋烧掉。敌人的疯狂报复,更加激起了胡燧良革命到底的决心。

 

 

黄文杰

——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得力助手

黄文杰(19021939),原名祥庆,兴宁大坪人。1920年考入兴宁县立中学,曾任学生会长。1925年春,考进黄埔军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由军校党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苏联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黄文杰奉调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黄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略。1933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江西中央苏区。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黄任执行局职工部长。同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1935219日,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文杰被捕入狱,被判处15年徒刑。先关押在上海,后转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黄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鼓励难友团结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文杰经组织营救出狱,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任职。10月,南京办事处迁至武汉,黄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

1938年,黄文杰以驻广东特派员身份到达广州。1月,成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他与张文彬、廖承志、薛尚实等以广州办事处为活动地点,开展工作,使广东的抗日运动逐步发展。随后,黄根据长江局的指示精神,组建广东省委。4月间,经党中央批准组建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省委成立后,黄积极参与制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方针。10月下旬,广州沦陷,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往粤北并成立中共广东西南、东南特委的决定。黄文杰为落实应急措施而日夜操劳。

19391月,文杰参加周恩来在渝主持召集南方各省委领导人的会议后,积极做好中共南方局的组织工作。他身患肺病,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撰写政论文章,出版《论政党》一书,常以“绚云”、“烛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10月病重,不幸逝世。

 

中学生怒斥恶霸

1920年,黄祥庆在大坪达务高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兴宁县立中学十四班(甲)。他在校倜傥有志,正直勇敢,勤奋好学,能写善讲,团结同学,威信很高,连续两年担任学校学生会会长,积极带领同学投身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这一年假期,黄祥庆回到家里,听到了村里的恶霸地主黄梅卿强行霸占邻居黄坤古八分田之事,便找上门去打抱不平。他义正词严,用大量事实揭露对方横行乡里、强占良田、欺压穷人的罪恶,表示要到县里去控告。黄梅卿看到这个中学生好生来得,不得不把田退还给黄坤古。少年祥庆的侠义与勇敢,受到了乡亲们的支持和赞扬。

1925年春,已经从中学毕业了半年之久的黄祥庆听到了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喜出望外,决心报考,投奔革命。但当时县立中学尚未颁发正式的毕业文凭,怎么办?他便想办法借了兴民中学毕业生黄文杰(水口人)的毕业证去报考。结果,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从此,改家名祥庆为黄文杰。不久,黄文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被军校党组织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为首批留苏学生之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直至1929年毕业。

 

红岩忠骨闪光辉

1940年秋,日本飞机经常狂轰滥炸重庆,一天晚上,旧病未愈的黄文杰因躲避日机轰炸进防空洞,又患伤寒病连续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38岁。

黄文杰逝世后,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悲痛地亲自送葬至墓地。为了悼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新华日报》出版专刊;《群众》杂志出版的专刊上,登载了叶剑英同志的悼念文章,称赞文杰“农民气质浓厚,做事认直负责,有骆驼精神”。《群众》主编闵廉也写了悼念他的文章。该刊还刊登了文杰的照片等。

1958年周恩来总理派人将黄文杰等十四人(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的遗骨火化后重葬。1984年6月,经中央同意,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在红岩建立“红岩革命公墓”,将黄文杰等人的骨灰移葬红岩革命公墓。

 

 

刘子超

——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部长

刘子超(1907—1941),原名起亚,又名苏华,兴宁新圩人。1927年初,刘子超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被学校当局开除。此后,一度进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因有人告密被捕,在一个风雨夜越瓦面脱逃。后再回兴宁,受兴宁党组织的委派,在新圩、水口一带进行党的工作,并兼任新圩党支部宣传委员。不久,因兴宁党组织遭破坏,刘子超转移到上海,更名刘苏华,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并参加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工作,经常与潘汉年、李初梨、冯乃超、王学文等来往。刘在他们的指导下,通过刻苦自学,成为党领导下的上海社联青年理论家和鼓动家,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发表演说,并参加闻名全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报刊上发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论著。

1929年,到华南大学工作,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闸北区委书记。1933年,在上海再次被捕,次年期满出狱。一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去太原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适值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作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那里任联络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 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7年9月开始,刘子超相继担任由朱瑞主持创立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党组成员兼所长、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1938年4月,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 建立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 刘子超为司令员。1939年2月,该部被编为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为副司令;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部长, 6月来山东抗日根据地。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刘子超仍任宣传部长。

1940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4月组织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协会领导人之一。7月,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当选为山东省战工会委员。

 1941年冬,随部队进行反“扫荡”。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被日军包围,刘子超在沂南县上高湖附近牺牲。

1942年7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朱总司令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的文章,提出“要为刘子超等先烈复仇。” 

 

 

罗宗秀

——共青团兴宁县委的早期负责人

罗宗秀(19111943),字觉中,兴宁新陂人。1926年春至1928年冬,在兴民中学新制第五届就读。其间,加入“青年改造社”,并兼任“青年改造社”在北街邓家祠开设的“平民学校”教员。1928年初,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间,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先后负责兴宁附城区团委、全县团委工作。不久,又奉派任地下党东江特委。

1929秋冬间,兴宁地下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宗秀奔赴上海,却没有找到组织关系,于是返回广州,1930年秋考上广雅中学。1932年秋,考上中山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曾兼任广雅中学教员,并参与了多次学生运动;1936年正月曾回母校大成殿积极宣传抵抗日军侵略的发动工作。19367月中山大学毕业后,往电白县立中学任教。19382月间,几经跋涉到达延安。7月间奉命前往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后又进入该校高级班第五队学习。19403月,被调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室工作,从事编写教材及担任教学任务并恢复党籍。1942年,奉调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处工作。1943年秋,在一次日军袭击时,宗秀所在单位被包围,不幸被敌人俘虏,不久被杀害,年仅32岁。     

 

 

他们从土地革命走来,意志弥坚;

他们在各条战线建功,丹心依旧;

他们用一生的赤诚,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伟大情怀。

 

百炼丹心

 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萌芽性概念   伍晋南诗三首   先当通讯员,再当卫生员   在卫生学校学习期间参加长征   严厉批评外甥    年轻有为的区委书记    严刑拷打何所惧   陈斐琴回老家    朱德总司令给巫敏送生活用具    哪怕妻散兄亡,也要革命到底   担任会昌县委军事部长    邓小平一直关怀着钟亚庆    《我的父亲邓小平》高度评价钟亚庆的会昌回忆    陈毅召见罗宝良    罗宝良跟陈丕显的战友情  ……

 

 

张如心

——创造性提出“毛泽东思想”萌芽性概念

张如心(19081976 ),曾用名张恕心、张恕安,兴宁叶塘人。1921年入梅县乐育中学学习,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同年夏到广州学习打字,不久加入国民党,转至广东国民政府航空局当宣传员。1926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72月转入中山大学教员班学习兼做翻译。

192911月,张如心回国到上海,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筹备工作。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任研究部部长。1931年主持社会科学研究会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编著《哲学概论》一书,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广大知识青年学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1931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总政治部团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19326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瑞金红军学校团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同年冬改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3年冬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任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主任兼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不久兼红军总政治部科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秋调任中共中央民族委员会秘书。10月到陕北后,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1936年夏改任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年冬调任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

19378月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后历任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19413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表述。长期从事院校教育,培养党和军队干部。1945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12月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19468月率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大百余名教师、干部到达佳木斯。10月任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19487月东北大学迁往吉林市与吉林大学合并,校名仍称东北大学(1950年又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张如心任校长兼党组书记。

195210月,张如心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委员、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张如心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大”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与作风》、《哲学概论》、《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

 

 

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萌芽性概念

194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张如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随后,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1943年5月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和延安大学副校长。期间,较系统地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

1941年2月8日,张如心写了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论文,3月20日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在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他说,我们的教育人才,首先一条“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其次“应该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宣传教育事业,并在自己的工作行动中体现出来”。从现在看到的历史材料来说,这一提法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形成过程中的最初萌芽性的提法。

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一文,同时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同年4月,他又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进一步明确地写道:“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1年7月,他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后,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而且潜心钻研,撰写了不少毛泽东著作的专题辅导学习报告,带领、指导大家认真学习。1942年2月28、29日,《解放日报》连续刊载了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划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更深入、更系统、更科学地研究了毛泽东理论和策略,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和指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

张如心对毛泽东理论的这些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和概括,为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参考意见。1943年7月,在纪念建党22周年大会上,王稼祥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1945年6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集中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系统的阐述,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正式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我们要学黑格尔、孔夫子、张如心”

1931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人倡议在瑞金办起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也称“红埔”)。张如心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去的政治教员,后被毛泽东称为“很受欢迎”的教员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长征时,张如心正患疟疾,发高烧,昏迷不醒。周恩来听后,立即安排担架,命令红军战士抬着他走上长征路。在长征途中,他谢绝一切照顾与战士们一样行军作战,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考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先任工农红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红军学校上干队政治教员。1936年2月,红军学校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5月又改名为“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张如心担任该校政治教员。1937年1月“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期间,张如心担任主任政治教员和政治教育科长。后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议讲话中,讲到教员安心教育事业时,表扬张如心说:“张如心是很好的例子,当了7年之久。”接着,毛泽东又激情地说:“张如心学黑格尔、孔夫子,我们要学黑格尔、孔夫子、张如心。”

 

 

邓逸凡

——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邓逸凡(19122004),家名福坤,学名国雄,兴宁水口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高级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7年春考入兴民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起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减租减息、抗租抗税,协同刘光夏赤卫军张贴标语、布告,散发传单等。1928年春被兴宁县政府通缉追捕,从此在汕头、潮州藤箱手艺厂和刻印店当学徒。1930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4月于江西会昌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3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部任文书、书记官。同年10月任支队党委秘书。19313月任中央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同年11月后任第十师政治部秘书、宣传干事和政治指导员。19336月,被调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统计文书。19365月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及组织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后,先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1937年起,在八路军115师历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教导大队教育处长。1939年起,历任115344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教导营政治委员、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411月任华中八路军及新四军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461月,出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并于19483月兼苏北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0月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治委员。期间,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东南、冀鲁豫地区多次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以及南下华中、东进苏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第21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峰县、朝阳集、人和圩、诸城、宿北、鲁南、南麻、临朐、益林、淮海、渡江以及解放杭州、金华、温州等战役。

19507月起,历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政治顾问组组长、副团长、副总顾问,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顾问。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参加指挥边界、中游、东北、宁平、和平、奠边府等重大战役战斗。19539月荣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二级军功勋章。

从越南凯旋回国后,19559月起先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196912月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至19757月改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八一勋章。19888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伍晋南

——从长征中走来的省委副书记

伍晋南(19091999),原名伍晋兰,家名宛香,兴宁新圩虎洞村泰山下人。1926年在兴民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共青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在周会上发表了题为《蒋介石原来如此》的演说,揭露蒋的反革命真面目,在师生中震动很大,受到进步教师彭秋帆(训育主任)的赞扬。

192793月,兴宁农军在蓝胜青、刘光夏领导下举行革命暴动。伍晋南当交通联络员,负责城内外联络。暴动前,他冒着生命危险送出五封重要情报。暴动成功后,他与学生上街张贴标语、布告,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农军撤离兴城在湖尾乡成立广东工农讨逆军第12团,他与马少援、赖汉援等10余人,参加了农军宣传队。1928年他在梅南中学找到中共地下党员熊雄光,经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梅南小学当教员。同年冬至1929年冬,先后担任梅县白沙乡党支部书记和梅南区委书记。后调任城区区委书记,组织武工队。不久,担任五华县自卫大队政委。1930年奉调回兴宁工作。其时,兴宁县委已迁至江西寻乌县境内。他化装成商人,找到县委,并要求参加红军。党组织介绍他到李井泉部队,即独立三师当青年科长。1933年,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不久,任军工工作部部长。193410月,参加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后,在二十八军当组织科长,后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至1940年任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当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七大”后,任广东部队政治委员,跟随三五九旅南下。后转到东北,在吉林军区当政治部主任。一年后,先后担任吉北地委书记和安东地委第四书记,负责土改工作。地委取消后改任模范县县委书记。1949年任安东省办公室主任。

1949年,伍晋南随军南下广东,历任韶关北江地委第一书记兼北江军分区政委,粤北区党委书记兼粤北军分区政委,粤中区党委书记兼粤中军分区政委,粤中区党委书记等职。1954年夏,调任广西工作,历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二、三届党委书记处书记(期间兼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书记,自治区党校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制委员会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整遭批斗,受尽迫害。1982年落实政策后,党组织派他去陕西省任政协副主席,因身体欠佳未赴任。后回广东,居住在广州东山东湖路老干部区宿舍,享受正省级干部待遇。

 

 

伍晋南诗三首

 

送丹丽赴西藏

                   儿去西藏当农民,翻身农奴一家亲。

                   朗玛峰前好落户,国防线藏献青春。

(伍晋南的女儿丹丽大学毕业后,自愿报名去西藏工作,他和夫人梁淑如表示支持,特地赋诗一首。)

 

贺广西解决“文革”遗留

                    欣闻大治到南疆,八桂花开分外香。

                    冬去春来春意暖,渠成水到水流长。

                    邕城决策开新局,后时美名传四方。

                    顺应潮流排阻力,功成有赖众贤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3年,经党中央批准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给伍晋南同志的各种莫须有罪名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其他受株连的同志也同时予以彻底平反。伍晋南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大事,是给成千上万受迫害的干部彻底平反的大问题。)

 

特区放异彩

                       特区放异彩,城乡处处春。

                       创业经四载,面貌一番新。

                       工业真跃进,产值十倍升。

                       力求高效益,先行外向型。

(耄耋之年的伍晋南思想解放,十分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方针政策。写这首诗时,正是深圳特区诞生不久,国内对特区争论不休之时。)

 

 

张   金

——从卫生员到省卫生厅长

张金(19152013),兴宁市永和黄塘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同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看护长、中央红军上校医生、主任医师、所长、队长、晋绥卫校校长、晋中军区卫生部长。后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山西省文教部副部长,山西省军区党委委员,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山西省委委员等职。201338日因病逝世,终年99岁。

 

 

    

 

先当通讯员,再做卫生员

张金晚年撰文,回忆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

1928年—1929年,永和大成、黄大岗与兴宁其他地区一样,农民协会村村都组织起来了,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欢迎朱、毛红军到兴宁。那时驳壳队(手枪队)经常在我们村活动并住在下角屋里,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抓土豪筹款,搞钱向苏区送。我当时常替他们到陈屋巷小商店给他们买吃的,并在里马湖伯公坳一带放哨。

从此,我受到他们影响,他们也动员我参加红军,要我到大信苏区参加那里的红军赤卫队。于是,1929年11月,我就跟黄佐才、曾某某,还有交通员带了几百元大洋到大信苏区去。走到大坪因下雨在山上住了几天,在罗浮附近交通员家还住了几天。同年12月,在大信见到了罗屏汉,他是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叫我当通讯员(又是勤务员)。后来见到了东江军区司令员曾义生以及赤卫队骆达才队长,因为我会做通讯员的手势和报告,因而担负司令部的送信任务。骆达才后来到江西寻乌打仗,第二年春天回来后,罗屏汉将赤卫队整编到东江游击大队里,我也到东江游击大队当通讯员。当时骆达才队里没有卫生人员,他和曾义生便要我去学医。到西北医院学如何包扎伤员,如何用磺酒消毒等。学了一个月回来当卫生员,我从此与卫生结不解之缘,搞了一辈子的卫生工作。当卫生员开始,几十年来担任过司药、看护长、中央红军校医生、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卫生所长、团卫生队长、晋绥卫校校长、晋中军区卫生部长、山西军区后勤部长、后勤部副书记、中共山西省军区党委委员、山西省卫生厅厅长、卫生厅党组书记、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员会第二届候补委员和第三届省委委员等职。

在卫生学校学习期间参加长征

对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晚年张金这样回忆:

我于1931年8月入团,1934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1933年1月,组织上把我从会昌六组寺粤赣军区医院调到瑞金中央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4年10月,我们还没有学完全部课程,没有实习就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冲破三道封锁线期间,我们全体同学负担很重。三个班同学(当时我是三班班长)轮流抬着附属医院的一台爱克斯光机(大概是五毫安的)行军作战。这台爱克斯光机是头一年党中央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厦门进的中央苏区唯一的一台重要医疗仪器,据说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是放进棺材里抬到苏区的。一直抬到冲破三道封锁线,到宜章后才把这台仪器埋到土里。同时,三班同学分到前线部队去当实习医生搞救护,我被分到五军团13师39团3营卫生所,直到与四方面军汇合才回到中央卫生所重新学完课程。卫生部长贺诚同志兼任学校的校长。我毕业分配到后方医院任内科医生。

长征途中,随时都可能遇到难以预料的险情。一次在湖南通道县境,敌人将我军一名姓李的排长打成重伤,董营长命令我和营文书以及三名担架员把伤员抬到群众家安置,当完成任务后部队已经走远了。我们五个人追赶部队时,因敌人追堵紧急,队伍改变了前进的路线,但我们不知道情况,仍然朝着旧的前进路标向北走去,那时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百米远,因树木阻挡未被敌人发现。幸运的是恰好碰到我军的一个侦察员,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们是39团3营的,他告诉我们部队已向西翻过大山走了,催我们赶紧追赶部队,于是我们跟侦察员跑步翻山,摆脱了险情。假如当时和敌人遭遇,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张金所在部队在1935年8月,划归了张国焘直接指挥的左路军。由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左路军三次过草地,直至1936年10月才到达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因此,张金跋涉过的长征之路是三四万里。)

 

 

廖树林

——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上甘岭战役

廖树林,家名焕古(19101983),兴宁坜陂(现坭陂镇)东联村人。1933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排长、作战参谋等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历尽艰难险阻,保卫党中央胜利到达延安。后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团长,与日寇浴血奋战,立过不少战功。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团长,在上甘岭战役中重创美军,战绩辉煌。1955年任重庆嘉陵军工厂军代表。1961年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主任,在组织生产筹备军械方面,又谱写了新的篇章。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同年授予上校军衔。

 

 

袁文殊

——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袁文殊(19101993),原名文枢,笔名舒菲,兴宁大坪区鸭塘人。中学时期,开始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27年参加组织了“大坪革命青年会”,在寒暑假期间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192810月间,遭兴宁反动当局逮捕入狱。次年经营救出狱后,于1930年到广州,考进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文学系学习编剧,次年发表处女作独幕话剧《领带》。1932年,参与组织“广州前卫戏剧作者同盟”,并被推选为干事,不久即出版了《前卫戏剧集》。1932年秋,参与组织“广州文化界大同盟”。1933年,广州文化界大同盟与上海“文总”取得联系后,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下设“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组织,袁文殊担任了“分盟”和“剧联”的领导工作。

1934年初,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担任执行委员,并负责戏剧理论组的工作,同时以舒尼、薛尼等笔名,为《民报》电影刊《影潭》版和《大晚报》副刊《舞台与银幕》版等,为当时“剧联”盟员所掌握的副刊撰写戏剧电影的评论文章,对左翼电影评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同年10月,袁文殊在法租界被捕,19352月被解往苏州监禁,直到1936年夏才被释出狱。而后,辗转南京、上海,先后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新演剧》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独幕剧《高压下》。

“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袁文殊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与郑君里分任正副队长,率队先后到苏州、扬州、南京、安庆、九江和武汉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同时坚持戏剧创作。1938 年出版了他的独幕剧集《民族公敌》。1939年在成都因病疗养期间,创作了四幕话剧《死角》。1940年,在育才学校戏剧组任教时,结合教学翻译了《苏联演剧体系》和《舞台艺术论》等书。

194110月,由重庆到延安。至1945年,先后在“鲁迅文学艺术院 ”戏剧系担任教员、班主任、系主任等工作,结合教学需要编写了讲义《剧作教程》、写出了论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中国演剧》,还创作了剧本《军民一家》。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赴东北,在佳木斯成立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任戏剧系主任。1947年初,率领“鲁艺文工团”在牡丹江地区开展土改和参军的宣传工作。东北全境解放后,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负责教育处工作,整理出版了《剧作教程》一书。

1949年冬,袁文殊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任专职电影编剧,次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辽远的乡村》并拍成了影片。1953年任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长。1956年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后发展成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任经理兼党委书记,1957年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国庆献礼片中,上海影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摄制了《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宝莲灯》等经得起历史时间检验的优秀影片,受到了国内外观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好评。1960年初,袁文殊担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任第一书记。1963年出版了论文集《电影求索录》。 

   粉碎“四人帮”后,被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了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1983年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影坛风云录》。

 

 

17岁的袁文殊九死一生

袁文殊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在田间劳动或者放牛。12岁时,村里办起了新的小学,他念了三年。后来得到族尝的帮助,在大坪达务高级小学继续读书。1928年毕业时,参加了“大坪革命青年会”。

1927年春,继续得到族尝的资助,他考上县城兴民中学新制第六届。同年暑假,大坪革命青年会在达务学校组织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宣传活动,他参加演出了三天三夜的白话剧,还散发了一批传单,宣传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他在学校喜爱文学、戏剧作品,在学校演出话剧时,他扮演过女主角。其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

1928年l0月间,著名共产党员潘英到大坪进行革命活动,被地方武装包围和逮捕。当潘英等人被解至县府的第二天上午,县长廖桐史即派武装警察到兴民中学,从课堂上把年仅17岁的袁文殊抓去。一时学校陷于恐怖状态。学生会会长王冶东等一面要求学校领导了解情况,负责保释;一面前往县府送饭送物,慰问文殊。后经查明,县治安大队仅从潘英手记本中发现“袁文枢”的姓名和地址,故廖桐史下令杀害潘英时,还不敢贸然对此案作出决定,而是搁置下来。1929年3月,廖桐史奉令调职,而新县长尚未到任,思想开明的兴民中学校长曾万里即乘此机会,多方进行疏通和保释,文殊的父亲则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亩五分田地,给治安大队长陈楚麓送钱要求释放。终于,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袁文殊在受了近半年的迫害后被保释回家。

 

 

张    中

—— 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

张中(19071990),原名张佛湘,兴宁永和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1924年兴宁一中毕业。1927年春在嘉应大学加入共青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学校被查封,张中不畏艰险,奔赴武汉寻找革命武装,不久奉命返回兴宁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88月,张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永和区健全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广泛开展农会工作和反地主武装的斗争。1929年春,党组织遭破坏,张取道香港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01937年间,张中三次被捕,他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7年秋出狱后,奔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张长期从事党的地方机关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副处长、咸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张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主任,1955年起任国家档案局常务副局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国家档案局局长、党组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顾问。作为档案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他致力于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创和建设,多次著文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档案工作,传播和普及档案专业知识,培养档案专业人才。195912月,他在兴宁主持召开“全国暨广东省、县档案工作现场会议”,对全国和家乡的档案工作,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提案,提案被采纳后,又积极组织档案法的起草工作。1980年,率中国档案工作代表团赴伦敦出席了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   

 

 

严厉批评外甥

1959年12月,中央档案局局长张中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在兴宁主持召开“全国暨广东省、县档案工作现场会议”,住在县委招待所。

这天上午,他的外甥朱景珠从刁坊公社红光大队赶到县城,来见这个当大官的舅爷。

张中和外甥家的关系非比寻常。30年前的1929年春天,永和区委机关遭到敌人围捕,张中的侄儿不幸被抓,后惨遭杀害;作为区委书记的张中本人连夜逃脱,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就在姐姐家秘密地住了足足半个月。敌人来过几次搜查,姐姐家几次出钱请宗族中的“老大”出面,为此几乎弄得倾家荡产,而且险些儿死在敌人屠刀之下。当时,朱景珠还小,但也目睹了一些场面,印象深刻,记了一辈子。后来,张中取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而今,姐姐早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多年未见面的外甥。

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外甥一见舅爷,就毫无顾忌地诉苦,实话实说“快要饿死了”,要舅爷交带一下当地政府,给自己多发点返销粮、救济粮、救济款,以度过荒月。谁知道,舅爷张中竟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甥一顿:“你也太落后了!以后要多看报多学习,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道!当前日子是有些困难,但党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生活慢慢就会好起来的。现在全党上下都过紧日子,周总理已经几个月没有吃肉,我是共产党的官,不能拿国家的钱粮做人情……”外甥简直是气极了,埋怨舅爷不通人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讲完一番话以后,舅爷带外甥在招待所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饭,外甥最后是失望而归。不过,他还是听从舅爷的话,从此以后几十年一直到去世,订阅一份党报(《南方日报》或是《梅江报》)不间断。通过认真读报学习,他慢慢地也就想通了,理解了舅爷。

这个故事传遍了外甥家乡的几个村子。村里人都称赞张中是“真正的共产党”。

 

 

陈    坦

——在铁道部、外交部挑重担的老革命

陈坦(1911-1989),兴宁永和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原中纪委委员、原铁路运输高级法院院长、新中国铁路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就读于兴民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参加学校进步学生组织“青年改造社”。19278月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先后担任黄大冈村支部书记和永和区党委、团区委书记,积极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打击恶霸地主。19306月,赴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狱,关押7年,直到1937年秋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出狱。在狱中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英、俄、日、世界语等。出狱后,即奔赴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被派到新疆乌鲁木齐,担任新兵营支部书记。1940年调回延安中央组织部,分管大后方干部工作。1942年,调任解放日报社编委,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了“七大”会议。194511月,奉调吉林省接收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开展清匪反特斗争。

194810月,陈坦转到铁路部门工作,历任东北铁路总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局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委委员、东北铁路总局纪检书记,参与领导组织铁路职工,支援辽沈战役和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抗美援朝开始后,参与抽调东北铁路上万名职工支援前线,并三次带队赴朝检查铁路运输情况。1953年调铁道部,任基建局局长,参与领导铁路新线建设。1961年任铁道部政治部常务副主任。196410月调入外交部,先后任亚非司副司长、驻叙利亚和赤道几内亚大使。1975年调回铁道部,任该部党校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一副校长。19819月,改任铁道运输高级法院院长。1982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9月离休。19891027日在北京遭车祸,不幸逝世。

 

 

年轻有为的区委书记

1925年3月,周恩来同志率领黄埔学生军东征,攻克兴宁县城。当时陈坦是义正小学学生会主席,受革命思潮影响,主动带领同学到城乡宣传革命军胜利消息,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反对封建迷信。其后农村组织农民协会,一户一人参加,他家写上陈坦名字,他积极参加农会活动,和大伙一起,修水沟,捉偷禾贼,宣传减租减息等。

1927年初,他考入兴民中学,很快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改造社”。他积极活动,参与办墙报、图书阅览室和平民夜校。在这期间,他受《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影响,思想进步很快,革命人生观逐渐形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兴宁形势逆转,国民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坦心情悲愤,下决心革命到底,于同年8月宣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他到永和区发展组织,他在永和、坜陂、黄大岗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1927年冬在黄大岗成立了党支部,陈坦任支部书记。这时白色恐怖严重,但党团员革命情绪高涨,双方斗争激烈。1928年,陈坦任永和区团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张中一起组织武装,同到张家当铺要枪支,并设法弄到一批枪弹。张中同志还卖田买了一支法国手枪。1929年5月,组织发展到了一百多人,由黄佐才指挥攻打坭陂,打死一个敌兵,缴了五支枪;八月攻下永和区公所。接着攻打新圩,不料被敌人发觉,没有攻下。此后,敌探四处侦察,党的机关难于隐蔽,兴宁县委搬到梅县九龙嶂。

1929年夏,县团委在九龙嶂办了团干部训练班,陈坦参加训练,学习内容有“六大”会议精神、“革命低潮走向高潮”、“抗租抗息”等。九月,兴宁县委在九龙嶂召开党代表大会,由县委书记陈济民(锦华)主持,陈坦代表永和区出席了会议。会上见到了古大存、罗屏汉、张瑾瑜、李戈仑、廖立民等同志。开会回来,兴宁县委决定陈坦担任永和区委书记,并把坭陂区划归永和区委领导,成立永坭区委。这时抗租抗息运动蓬勃开展。1929年10月,红四军准备攻打梅县,然后攻打兴宁。组织上通知他们要做好准备,陈坦立即组织人员在沿途张贴标语,欢迎红军;还调查沿途敌我情况,派人到县城打听消息。兴宁的豪绅害怕红军,也装出欢迎红军的样子,县治安委员会主任陈楚麓、治安大队长潘明星,是专事“剿共”的头目,听到红军来,表示:“如果朱毛红军来了,就欢迎;如果‘土共’来,就坚决和他们打”。后来红军占领梅县,第二天就撤退了,没有到兴宁。红军走后,敌人嚣张起来,对原来党的工作比较活跃和农民运动比较高涨的乡村,集中力量加紧“围剿”,对大成下、黄大岗、松山下、桐坑一带“半赤化”地区,“围剿”得特别厉害。陈坦在永和镇呆不住了,便带着几个武装同志往山上隐蔽,与敌人打游击。1930年春节后,敌人到处围捕,发现踪迹,按屋搜查,通缉布告随地张贴,陈坦难于活动,组织上便调他到九龙嶂去。当时,由于敌人隔断了畲坑往九龙嶂的道路,他便改由陆路先到汕头,决定取道丰顺到九龙嶂。不料这里又被敌人封锁,无法通过,他不得已留在汕头亲戚开的一间商店做工等待,写信到兴宁打听消息,但没见回音。两个月后,赖汉乔等两个同志由兴宁到汕头找陈坦,说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敌人到处围捕,十分残酷。我们既不能回兴宁,也无法去九龙嶂,要另想办法。于是三人研究决定,乘船到上海找组织关系,继续革命。

 

 

刑拷打何所

1930年6月,陈坦到了上海,找到刘苏华等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那时上海革命斗争很活跃,而兴宁籍的革命同志在家乡呆不住,跑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也不少。陈坦被组织分到街道支部做居民工作,和罗坤泉同志一起活动。一次在小沙渡工人区开群众大会,罗擎红旗,陈撒传单,会开到一半,被敌人冲散。后陈坦调上海总工会做秘密交通工作。不久又调往党中央特科在法租界办的“无线电通讯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地点在上海法租界。l930年12月17日,正在上课时候,法国巡捕突然进来,逮捕了20名同志,当晚转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收押,一个个审讯,被捕同志全都不承认是共产党,敌人抓不到证据。l2月28日夜,他们被铐上手铐,押往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后改为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和军事犯的。一段时间后,敌人开始审讯,先是一般审问,后为酷刑逼供,对陈坦用的还有电刑。他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坚贞不屈。在这里摘引一段他所写的回忆录:

敌法官问:“你是不是共产党?要讲老实话!”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我不是的。”

敌法官叫看守在我的两个大拇指上绑好电线。马上追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我答:“不是!”

敌法官向另一人做手势,那个人开始摇电刑。

我周身顿时就像千刀万剐似的剧痛,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往下蹲,黄 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滚而下,但脑子还清醒。    

敌人大声吼叫:“你是共产党,你快老老实实讲出来!”

我也喊叫:“我不是共产党,我讲的都是实话!”

敌法官看我挺坚强,就亲自动手使劲地摇电刑。我就骂:“你狗娘养的,冤枉人!你一刀一刀把我割掉,我也只讲实话,我不是共产党。”

敌人再摇电刑,再问我,我不吭气了。身旁架着我的两个看守着急地对我说,“你快大声讲呀!”我就更加高声大骂。敌法官停下电刑,说:“你年纪轻轻的,能经受这种刑法?好!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用拳头往桌子上使劲地一槌:“把他带走,明天枪毙他!”

看守把我送回号子,难友们都凑过来,关心地询问情况。我说:“狗东西最后说,明天要枪毙我。”黄埔军校五期生姓×的难友对我说:“你活了!你活了!”我感到迷惑不解,他解释说:“法官要是笑,你就完了;他说要枪毙你,你就活了。”

最后我被判了九年零十个月徒刑。

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陈坦于1937年8月15日提前释放。此时,陈坦已经将九年零十个月的刑期坐了三分之二以上了。

 

 

陈斐琴

——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

陈斐琴(1911—2003),兴宁石马人。1923年至1925年在兴民学堂读书。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1日参加梅县暴动,并加入工农革命军。同年7月,受中共梅县部委派遣到兴宁永和湖尾乡了解组织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武装暴动失败后,北上江西参加红军。1929就读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初,东渡日本留学,参与左联东京分盟文艺刊物《东流》的编辑工作。1937年冬进入延安。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豫边区游击部队唐天际司令部工作员、八路军晋南前方政治敌工部干事、敌工队队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陈斐琴同志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期间,担任《新华日报》的特聘通讯员,负责编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伪研究》杂志。全国解放后,历任《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成员,第二野战军战史修订领导小组副组长,西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长,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1956年10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10月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79年12月离职休养,1982年8月起享受副军职待遇。离休后,笔耕不辍,先后组织编写了《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刘伯承军事生涯》、《刘邓大军征战记》、《邓小平二十八年间》等36部共上千万字的史料和传记书籍,并为《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撰写做了不可或缺的工作。1991年7月1日,他被中组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陈斐琴回老家

1958年的一天,广东省兴宁县石马公社党委会接到县委会的紧急电话通知:西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长陈斐琴,将于明天回石马老家,请你们务必做好保卫和接待工作。于是,公社党委连夜开会研究,落实措施。

 第二天一早,担负保卫和接待工作的干部、民兵就在石马圩公路口等着。在他们看来,像陈斐琴这样的老革命、大干部,千里迢迢回老家,总要坐一辆小车,带几个随行人员吧。可是,一直等到中午,没有谁发现这样的车子,也没有谁发现大干部模样的人。.

  莫非出什么事了?负责人连忙打电话给县委会,回答是早饭后已经出发。这一下,大家可慌了神了。后来,有人提议到陈部长的老家去看看。果然,陈部长已经回到了老家!原来,他是单个人穿便衣挤大客车,接着又步行回家的。大家又喜又惊,喜的是陈将军安然无恙,惊的是陈部长身居高位而依然是老百姓的本色。 

第二天,公社党委派人去请陈部长。谁知,陈部长老家大门紧闭,找遍他可能去的亲戚朋友家里,也不见踪影。干部们又慌了神,后来,居然却在一个山坑田里找到了陈部长!原来,他正在跟昔日的弟兄们一起在田里中耕除草呢。

 

 

李戈仑

—— 兴宁解放后第一任县长

李戈仑(1913—1988),兴宁新陂人。李戈仑在学生时代参加革命,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白色恐怖期间在兴宁加入共青团,先后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同年,参加党领导的“九三暴动”。1929年六七月间,先后在九龙嶂参加团干训练和团代会。1930年参加上海工人罢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3年经保释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兴组织救亡运动,参加“新运剧社”,并任《岭东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8年7月,兴宁举办“民众抗敌后援会”干部训练班,李任训练班政治部主任。8月,因受国民党军警追捕而离开兴宁,奔赴延安。9月在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至1945年,先后于晋、察、冀白求恩医科学校和陕甘宁抗大总校二大队担任政治教员、副股长,以及东北吉林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1946年春夏间,离队到香港。1949年2月,党组织派他回闽粤赣边游击区工作。

1949年5月18日兴宁解放后,李戈仑于5月22日奉命回兴主持接管县政权,先后任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年6月10日至1951年夏任兴宁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其间,他执行上级党委关于“上求安定,下求发展”的指示,稳定起义人员情绪;建立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取得显著成绩。1951年夏调任兴梅专署主任秘书。1952年调省合作总社工作。1957年3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离休。

 

 

李又华

——广东省高教局局长

李又华(1912—2000),兴宁宁中区人。1921年春,在兴宁县城读高小,1924年考上县立中学,成绩优秀,思想进步。1925年东征军攻克兴宁前后,他积极宣传革命;1927年秋,参加攻打兴宁县城的农民暴动。1929年1月,通过张超曾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书。不久,被提为附城区团委领导成员,随后主持团区委工作。1929年10月下旬,为迎接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李又华负责组织力量在城外接应,在城东片一路贴上欢迎的标语,散发大量传单,鼓舞了群众,吓坏了国民党县官。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李又华在北门外一间理发店执行任务,被预先埋伏的反动军警逮捕入狱。

在狱中,李又华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出狱后,积极参加“左联”领导的中国诗坛“中国诗歌会”活动,用笔名写了不少革命诗歌。1934年,在小学教书,秘密学习马列主义书籍。1935年,到虎门要塞小学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广东省花县、河南省陇海铁路沿线宣传抗日并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6月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教员、秘书、区队长、科长等职。1949年8月从北京随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到达广州。

广东解放后,协助叶剑英同志组建南方大学,历任教务处长、副主任、校团委书记等职。后被派到韶关、海南岛搞土改,任海南文昌县委书记、海南土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2年10月后,先后在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省高教局任副处长、处长、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后任广东省政协常委。李又华在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期间,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发展概说》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十多部计100多万字,诗歌近百首。

 

 

廖立民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

廖立民(1910—1985),兴宁新陂下长岭村人。1929年春在兴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暑期,任兴宁县城区共青团区委组织委员,出席在九龙嶂召开的兴宁县团代会。1937年5月,和一批进步青年在县城成立“新运剧社”,参加抗日救亡宣传。翌年2月,县成立“抗日救亡乡村服务团”,廖任团长,率队到边远山区罗岗、罗浮、水口、新圩等地宣传抗日。同年8月,因国民党当局追捕,便与李戈仑、罗亚辉一起奔赴延安。1938年9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先后任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会主席、中央机关直属党委秘书、热河区党委秘书处长、合江省委秘书处长等职。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廖随军到广州,先后任广州军管会秘书长、广州市总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共广东省委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副总经理、广东省政协常委等职。离休后仍经常关心省政协和外贸中心的工作,积极提出建议。直到逝世前不久,还强调要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为报刊积极撰写文章。  

 

 

巫   敏

—— 在邓小平李富春朱德手下工作过的老红军

巫敏(1906—1960),原名赞枢,曾用名功敏,兴宁罗浮区浮南黄沙溪村人。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农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地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全身心投入组建农会,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11月,组织安排巫敏在江西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和兴(宁)、寻(邬)县委工作。不久,随罗屏汉、张瑾瑜到会昌,在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会(昌)、安(远)、瑞(金)中心县委及李富春、曾山等领导的江西省委工作。1934年,在中国工农红军某部任团部技术书记。

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省委于1935年1月下旬,指派巫敏到永丰县委做地下党的工作。不幸,他和妻儿均被国民党罗卓英部所俘。巫敏被迫充军,后乘部队移防之机,智脱虎口,于1935年端午节前回到故乡。1938年春,在江西泰和县小龙矿山的同乡家中,找到了原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工作的同志,从中得悉有关领导及新四军的消息,继而被安排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东南分局秘书处担任文书工作。后又随曾山等领导到吉安,担任江西省委秘书。不久,被调皖南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任技术书记。1939年3月1日,调东南局人文书科长。1940年12月,“皖南事变”前夕,先后在苏南区党委和罗廖地区党委任职。1941年3月,先后担任苏北盐城华中局组织部秘书、苏北阜东区委书记,并被输送到党校学习。1945年冬,日本投降后,担任苏中二地委机关总支部书记。1946年初进军东北,任辽东分局情报部科长。同年冬,国民党进攻安东,巫随队转移,绕道北朝鲜到达哈尔滨,被分配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后方医院任政委、党委书记,而后出任野战医院东线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和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二分校工作。1948年冬,东北解放,转业到东北铁路政治部政治学校工作。1952年秋,在铁道部下属大连机车车辆厂担任党委书记。1953年4月,受组织委托,撰写革命回忆录。

1958年3月,巫敏被错划为“反党分子”,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饱受磨难,1979年12月26日,中央纪委撤销了对巫敏的错误处理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朱德总司令给巫敏送生活用具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巫敏的妻子曾桂香产下儿子巫阿坚。因战争中携带小孩不便,夫妇欲将孩子留给当地老百姓抚养。朱德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找巫敏夫妇了解情由,指出:在革命艰苦岁月里,我们队伍内部,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要克服困难,承担起抚育后代的责任。规劝他们把孩子留在身边,并叫人送来了钢精锅和洗脸盆。巫敏夫妇深为感动,铭记在心,将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作为激励自己克服困难,永远前进的巨大动力。

至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巫敏送妻儿回家时,把首长的赠物一并带回老家珍藏。1983年10月,巫敏之子阿坚把两件珍贵文物捐赠给国家。

 

 

钟亚庆

——邓小平在江西会昌时候的亲密战友

钟亚庆(1904—1998),原名伟庆,兴宁罗浮区罗栋村人。出生在贫苦农民的家庭,1929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大信乡赤卫队长、五区联队第二中队长、东江游击大队第一排排长、东江红11军第二连连长、寻乌独立团连长、副团长、会昌中心县委军事部长、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会寻安分区)司令员等职。

1929年10月17日晚,钟亚庆带领罗栋村赤卫队,协助东江游击队攻打当地大土豪钟雪南。在久攻不下的紧急时刻,他自告奋勇,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几个赤卫队员用大树筒撞穿钟雪南的屋墙角,攻入屋内,取得胜利。1930年10月,大信苏区失守,他随部队转战寻乌、兴宁、平远等地。1932年3月,任寻乌独立团副团长。在牛斗岗战斗中,他左肩负重伤,还坚持在车头、皇乡与敌军激战。同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当了解到钟亚庆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当即把他调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长。7月,会昌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的中心县委并成立第三作战分区,钟亚庆任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他亲自组建三分区红军游击队、红军学校、兵工厂和医院,发动大批青年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队伍。8月,他带领三分区游击队在太阳桥运用巧妙战术与钟少奎部激战,取得胜利。钟亚庆工作积极,英勇善战,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好评,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表彰。

1932年9月,钟亚庆在福建武平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到会昌六祖寺医院疗伤。邓小平、罗屏汉同志亲自到医院看望他,并给他50元营养费。由于伤势较重,5个月后,转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1934年7月,红军主力开始转移,他被安排在红军伤残人员疗养所。同年12月,瑞金、会昌等地被敌军占领,到处白色恐怖。他找不到党组织和红军,在筠门岭红军收容所洗衣队长卢四妹家里躲了几天。后来,他隐姓埋名,与卢四妹一起回到家乡,结成患难夫妻。1949年5月,兴宁解放。钟亚庆任大信乡民兵大队长,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土改运动。在春耕整队时,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受整,此后一直在家务农。改革开放后,他享受离散红军人员待遇,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哪怕妻散兄亡,也要革命到底

1930年10月上旬,大信苏区失守,兴宁县、区领导机关迁移到新村南扒。罗屏汉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将东江游击队和五区联队,整编为东江游击大队,骆达才为大队长,曾义生为政委。大队分为4个排,钟亚庆任第一排排长。部队驻扎在岑峰。但就在此时,不幸的消息传给钟亚庆,他的哥哥钟伟香不幸被敌人杀害。国民党大信治安会四处悬赏辑抓钟亚庆,他们在抓不到钟亚庆,不知钟亚庆去向的情况下,强迫钟亚庆的父亲画押交花红100元大洋。由于家贫如洗,无法缴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钟亚庆的父亲及其岳父只得卖掉钟亚庆的结发妻子陈氏。钟亚庆在部队听到这一消息,强压悲痛,把仇恨记在心里,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1931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东江游击大队、平远游击队、寻乌游击队、龙川畲辣区游击队等,整编为东江红11军独立营,任命彭城为营长,罗屏汉为政委,钟亚庆为第二连连长。同年8月,独立营扩编为寻乌独立团,团长罗文彩,政委罗屏汉,钟亚庆仍旧任连长。次年2月,钟亚庆由于作战勇敢,且显露了相当的军事指挥才干,被提升为副团长。

同年3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部的一个营攻打寻乌车头,钟亚庆主动带领部队接过牛斗岗阵地,同敌人展开激战。钟亚庆在左肩负重伤的情况下,不下火线,沉着指挥战斗。后来部队撤回车头,他安排二、三连各驻守一个围龙屋,自己带特务排驻守一个围龙屋。第二天早晨,敌人又追来进攻,战斗一直打到下午4时,敌人死伤严重,却无法前进一步。这时又恰逢下雨,敌人怕雨天反被红军吃掉而仓皇撤退。

而后,钟亚庆来不及休息,又接到情报说,定南反动武装正在进攻皇乡。于是,钟亚庆带着重伤率部队火速赶到几十里外的皇乡参加战斗。皇乡战斗结束后,独立团编入红35军第8团。钟亚庆因身负重伤没有到8团去,而去了寻乌河角圩的西北医院。经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口骨碎仍清除不净,经罗屏汉介绍即去澄江红12军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担任会昌县委军事部长

1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到会昌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邓小平到会昌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钟亚庆经罗屏汉介绍,到会昌县担任军事部长。

同年7月,成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书记。同时,江西省军区指示会昌中心县委,成立第三作战分区(又称会寻安分区),负责领导会昌、寻乌、安远、武平4县的军事工作。任命钟亚庆为司令员,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钟亚庆亲自组建了三分区红军游击队,共有140多人,驻扎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同时还在筠门岭附近设立了红军学校、兵工厂和医院。在所辖县发动了大批青年参加红军,地方各种武装也大大加强和发展。据统计,7、8、9三个月共发动青年参加红军达860多人,建立县组独立团、游击队7个共1734人,赤卫军4567人,模范少队1820人。半个月后,福建敌钟少葵部100多人进攻太阳桥。钟亚庆接到情报后,主张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入伏击阵地,然后集中火力把敌人消灭。两位参谋长最后同意了钟的意见。部队分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钟亚庆带一路,并严令敌人不过桥,不开火。敌人一到伏击区,钟亚庆指挥赤卫队先与敌人接火,在敌人冲过桥后,两路部队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八九人,缴获枪枝12枝,取得了胜利。战后,钟亚庆把战斗情况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听后高兴地鼓励他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是从哪里学来的?”钟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谋的。”由于钟亚庆同志工作积极,英勇善战,取得很大成绩,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奖励。在瑞金表彰大会上,获奖品飞机模型一架。

 

 

邓小平一直关怀着钟亚庆

1932年9月,钟亚庆带领部队又在福建武平的东留与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激烈的战斗中,钟亚庆既是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不幸负了重伤。他安排参谋长带好部队后,被抬到桂坑。由于流血不止,连夜又抬到罗塘区。第二天转到筠门岭粤赣军区收容所。邓小平接到战报,知道钟亚庆负重伤后,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邓小平再三叮嘱,要钟亚庆第二天乘船到会昌去医治。钟亚庆由于伤势较重,一动就流血,在收容所住了4天才坐一条小船到会昌去,傍晚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就到医院看望钟亚庆。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养伤吧!”说毕,拿给他50元钱,作营养费。钟亚庆接钱后,心里感动不已。

五个月后,由于钟亚庆伤势较重,又转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在钟亚庆住院期间,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受整,调离了会昌中心县委。1934年7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钟亚庆在参加了一次部队转移工作会议后,被安排在红军伤残人员疗养所。同年12月,会昌被敌军占领,到处白色恐怖,钟亚庆无法找到党组织和部队。经过几天寻找,在筠门岭找到军区收容所的洗衣队长卢四妹,就在她家里躲了几天。后因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烧杀抢掠,凡为革命做过事的群众都被抓去严刑拷打或枪毙,卢四妹只好与钟亚庆一起隐姓埋名,经过半年多的沿途讨乞,回到钟亚庆的家乡。

钟亚庆夫妻俩从此在天荒地远的深山老林耕田为生。1949年5月18日,兴宁县解放。钟亚庆高兴地说:“我的‘老妹家’回来了!”后来,当上大信乡民兵大队长,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土改运动。但在春耕整队时由于坚持实事求是而受整,此后一直是普通老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间,中央有关部门曾两次派人从北京来到罗浮了解钟亚庆。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不了解钟亚庆,致使两次调查都没有见到钟亚庆本人,没有调查到真实情况,钟亚庆这位革命老人仍旧“藏在深山无人识”。

钟亚庆的前妻陈氏生有一女。卢四妹未生子女,抱养一子,叫钟茂雄,生两子四女。

 

 

《我的父亲邓小平》高度评价钟亚庆的会昌回忆

80年代初,中共兴宁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罗梅腾在研究闽粤赣苏区革命斗争史时,“挖掘”出了钟亚庆。1985年,中共兴宁县委召开党史座谈会,钟亚庆作为老红军应邀参加会议,全国各地100多位兴宁籍老革命回家乡座谈。起初,衣衫破旧面容憔悴的钟亚庆老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并不引人注目。会间,长征老干部、山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金突然发现了他,就特地从主席台走到钟亚庆面前,时隔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在此意外相认,于是张金整了整仪容,毕恭毕敬地向钟亚庆敬礼,然后俩人长久拥抱,热泪涌流。从此,沉默了几十年的老革命终于“出山”。日后,钟亚庆向有关党史研究部门讲述了当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他的口述回忆记录稿以及他的传奇经历在各地书报上陆续登载。

1993年,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两次引用钟亚庆的回忆录,长达两三页。毛毛对钟亚庆的这些回忆极为重视,评价甚高,她还在书中亲切地强调:

“钟亚庆的回忆,生动地勾画出二十八岁的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面貌和生活形象。”

以此为契机,钟亚庆的名字引起了当地党政部门的关注,为他恢复了名誉,确认他为红军失散人员。1995年,中共兴宁市委书记曾超麟到罗浮调研时,了解到钟亚庆的生活仍很清贫,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为他的孙子安排了工作,并每月增加两份生活补贴费。

1994年7月,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摄制组到会昌后,派王宁乘专车到兴宁县罗浮镇接钟亚庆重返会昌。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战场上,钟亚庆讲述了邓小平当年的会昌革命经历,从而成为这部纪录片中十分生动精彩的一段。

1997年2月19日,电视上播放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钟亚庆老人悲痛欲绝,像孩子般地失声大哭。据他家人介绍,一连好几天钟亚庆食不香,睡不安,白天手里总是捧着邓小平的遗像,晚上把遗像放在枕边,说是要与小平同志握手、话别、同眠。

1998年7月31日凌晨3时,钟亚庆老人未能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71岁的生日,与世长辞。终年94岁。曾经采访过钟老的《邓小平》摄制组的陈晋、中共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凌步机、广东省纪委《党风》杂志社记者赵坤等分别打电话给罗浮镇党委或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向钟老致哀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罗宝良

——当年项英陈毅陈丕显的亲密战友

罗宝良(1910—1997),又名罗世珍,兴宁大坪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罗)岗、(石)马、龙(田)、(大)坪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兴宁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跟随罗屏汉、刘光夏、蔡梅祥等县委领导,率队转战兴、龙、寻、平等县,与国民党军警、民团浴血奋战多年。

1934年春,罗宝良参加中央苏区举办的白区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到部队当连指导员。同年10月,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部队行进至信丰县时,被留下搞地方工作,带了一个中队,约四五十人,从此,跟转移到此地的苏区中央局领导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同志并肩战斗,坚持了为时三年的南方游击战争。在敌人疯狂清剿的艰苦环境中,他智勇双全,出生入死,工作成绩卓著,是年冬由区委书记提任为南雄县委书记。1936年1月,李乐天在战斗中牺牲,宝良接任信南(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四县)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长。

1937年,在第三次反清剿的严酷环境中,粤赣边特委和信南中心县委失去联系达5个月,彼此杳无音讯。同年10月2日,双方取得联系,罗世珍汇报了县委及支队的情况,受到陈毅的表扬。陈毅传达了中央和特委的决定,并说已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开赴江西大余池江集训,部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他要罗世珍回去做好四项工作。

1937年冬,项英、陈毅等人率领抗日义勇军离开赣南,宝良等一批骨干继续留在信南工作。1939年4月,罗调任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发展壮大抗日爱国力量。经上级批准,中共南雄县委派人与国民党南雄县长莫雄(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由县长饬令,以维护治安为由,组建“冬防队”,任命罗宝良为冬防队长,并由他负责招募人员。趁此机会,宝良招募大批进步群众,安插一批红军干部、战士为骨干,重建100多人的武装队伍。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组织将“冬防队”撤到山区分散隐蔽,不幸被早有预谋的反动军警包围。宝良指挥部队分三路突围,激战一个多小时,伤亡惨重。他率领的一路仅剩下十多人,几经周折,数月后才与省委取得联系。由于他身份暴露,敌特到处搜捕,省委决定将他转移到兴宁家乡。

1941年,宝良秘密回到家乡后,装‘呆’多年。半年后,由于与其单线联系的陈英书记牺牲,联络中断。他曾多次写信给南雄党组织,均无复音。1948年至1949年春,他先后两次到江西三南等地寻找组织未获结果。

1949年5月中旬,兴城解放。他立即与进步青年组织了临时工作队,进驻大坪乡公所、警察分驻所,开展宣传活动,维护社会治安,迎接共产党派员接收大坪。解放后,他在大坪区工作4年,为收缴民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大坪通”、“炉火纯青的老革命”。1953年夏,他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辞别妻子儿女到海南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罗宝良在陈丕显、刘建勋等一批老领导老战友和广东省委的关怀下,落实了老干部(离散红军)政策,批准享受厅级离休干部待遇。

 

 

陈毅召见罗宝良

1937年,是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的后期,国民党对赣粤根据地的第三次大清剿中,赣粤边特委和信南县委失去联系达5个月,彼此杳无音讯。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特委通过与国民党大余县府、赣州专署、江西省府自下而上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原则协议。10月1日项英从南昌回到大余县池江区,召开粤赣边各游击队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国共合作宣言》及《告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精神,介绍南昌谈判及与党中央恢复联系的概况。会上,陈毅拿来一张8月底的《民国日报》,指着一则消息给项英看,说:“信南县委还存在,信南游击支队于一周前在信丰东坑下山围,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与会同志异常兴奋,当即决定会后派陈毅同志到小江区召见信南中心县委书记罗世珍。

参谋人员立即到池江邮电局,发电报给龙南县城大子庙开诊所的进步人士陈铁屏医师,要他设法通知罗世珍,立即赶到小江区署会见陈毅。恰好,罗世珍就在陈医师诊所治病。翌日清晨,罗带着随便行人员赶赴小江区署。2日上午陈毅从大余乘车赴赣州,赣州专署派了一部车和一名记者,专程送陈毅及其随行人员一行四人,下午到达目的地。在小江区署,罗世珍看到老首长陈毅的到来,急速上前,喊一声“大老刘!”热泪盈眶地紧紧握住陈毅的手,久久不能话语。陈毅凝重的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半年多未见面的老部下,爽朗地笑着说:“阿罗!我不叫你‘张俊达’了,你也别叫我‘大老刘’了,那是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啰!”他俩的对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会见中,罗世珍汇报了县委及支队的情况,受到陈毅的表扬。陈毅传达了中央和特委的决定,并交待说:已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开赴大余池江集结整训,部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最后,陈毅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罗世珍回去做好几项重要工作。罗表示在半个月内坚决完成任务,并将游击队全部集中到指定地区。

陈毅召见罗世珍的珍闻,至今仍传为佳话,《江西老干部之友》月刊1997年8月号,在历史回音壁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陈毅召见罗世珍》的文章,详细追述了会见情况。

 

 

罗宝良跟陈丕显的战友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派出“专案组”到海南,带着事先草拟好的诬陷陈丕显同志是叛徒的所谓证明材料稿,迫令宝良按其意旨照写一份。他坚持原则,不畏强暴。“专案组”折磨了他一个星期,而他反复写的是“我知道陈丕显不是叛徒,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后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找到他,宝良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有关陈丕显的证明材料,有力地戳穿了“四人帮”一伙企图诬陷陈丕显同志的阴谋。

1985年,陈丕显同志将其撰写的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一书,寄给宝良、并写上:“寄给罗世珍同志存阅”。作者将中央革命纪念馆展览厅展出的一幅有罗世珍(宝良)、杨尚奎、陈丕显、刘符节、刘新潮、袁达郊在油山合照的相片编入书中。

80年代开始,南雄、信丰、龙南、兴宁等县委有关部门,均派人专程请罗宝良去参加党史座谈会。他为各县撰写了许多三年游击战争为内容的革命史料,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罗晓维

——中共兴宁县委委员

罗晓维(1908—1966),原名毅雄,又名迪非,兴宁新陂人。1922年考取兴民中学,1926年毕业。同年考取广州测量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得到组织同意,回到家乡参加工农武装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中共兴宁县委会在永和湖尾成立,罗晓维担任县委委员兼任组织工作。1928年县委机关被包围并遭到破坏后,罗晓维随从以刘光夏为团长、县委书记蓝胜青为党代表的红12团辗转梅兴两县之间,组织农会、赤卫队并宣传土地改革,组织并参加在梅子坑召开的五县联席会议,商讨联合暴动。梅子坑会议期间,蓝胜青同志牺牲,幸免于难的罗晓维被国民党县政府悬赏300元光洋通缉,遂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为躲避通缉,于1928年冬只身潜往上海就读政法大学,并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先后在江苏省委秘书处、上海总行委工作。1936年后,历任苏北通海特委秘书、南通中心县委秘书、上海全总宣传部干事等职。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一度脱离了中共组织,在赣州、兴宁等地任职。1942年至1949年在本县担任西庄布厂董事长及兴城同信过载行经理期间,与老同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积极参与地下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活动,对党的统战工作和和平解放兴宁做了一定的工作。1949年2月,罗晓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兴宁解放后,罗晓维先后担任兴宁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秘书、兴梅专区专员公署工商科长,兼任兴梅专区合作总社主任、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后错受处分,1960年因病逝世,年仅53岁。1981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经复查,为罗晓维撤消处分,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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