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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论文摘读

阅读次数:5095 发布时间: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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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论文摘读

 

揭开谜团,还原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探索革命真理。十年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不仅是我党革命致胜的法宝,同时也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弥足珍贵的财富。

 

 

革命火种“九·三”暴动

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一片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兴宁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反扑。他们下令解散工会、农会,设立“兴宁治安委员会”和特务机关“齐安公司”,在各区成立团防局,各乡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联防联保。特别是“五·一八”暴动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狂进行反扑,实行野蛮的大屠杀,还派出大批反动武装到农运搞得最激烈的小洋乡、永和等地进行烧杀抢掠。党的许多优秀儿女惨遭杀害,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群众运动低落下来。面对逆转的严峻形势,年轻的兴宁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勇敢地用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果敢地发动了“九·三”暴动,并取得了胜利。“九·三”暴动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兴宁党组织在革命转折关头的革命胆略、斗争艺术和坚强毅力。这次暴动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党寻找革命道路的一个组成部份。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为粤东地区人民树立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为创建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政治影响深远。

一、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这次暴动的胜利,在兴宁人民心中重新燃起了胜利之火,宣告了革命火焰并没有扑灭,兴宁的革命力量并没有被征服,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暴动后的3个月,首届中共兴宁县委会成立,书记蓝胜青,县委下设四个区委和2个特支,党员有120人。县委成立后,县委领导分别在永和、水口、罗浮大信、黄陂新村等地发展农会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使兴宁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从1928年开始,我县先后在水口的盐米沙、宋声、叶华、坪畲、茂兴、罗浮、大信的蕉坑、瑶兴、石南、中和、黄陂(现为黄槐)新村、黄沙溪、南扒等18个自然村先后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区委由4个增至10个,共产党员由120人发展到729人,革命斗争逐渐向边界山区转移,并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建立工农红军、地方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九·三”暴动的胜利,有效地促进了各区乡武装斗争的发展。192712月,中共兴宁县委成立后,县委领导人分别到水口、大坪、罗浮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协助区乡成立农会和赤卫队,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从1928年到1930年,根据地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了大小20多次战斗。19284月,中共五兴龙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实行武装割据,积极进行武装斗争,计有罗浮、罗岗之战,1930年进攻江西寻乌的澄江战斗,还有多次抗击敌人大规模“围剿”大塘肚、大信等苏区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

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而工农红军、赤卫队则是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兴宁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在暴动的基础上,由最初的赤卫队创建了工农讨逆军,发展成正规的工农红军。这就为实行武装割据创建了必要的条件。继12团成立后,19283月,在大信上下畲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红军第三营。同年8月,五兴龙三县临委在龙川大塘肚成立了东江游击大队。19293月,在大塘肚成立了红军独立连。至6月,又将独立连扩编为东江红军独立营。1930211日,在大信石南村成立了东江红军50团,全团500多人。同年1120日,在寻乌县留车成立红11军独立营,有500多人。另方面,地方武装也不断发展,19293月,在大塘肚成立了五兴龙游击大队,有80多人。19305月下旬,在大信重建东江游击队,有70多人,至10月上旬,该队又在寻乌县岑峰被扩编为东江游击大队,有140多人(后编入红11军独立营),12月,五兴龙游击队在新村被整编为五兴龙游击总队。此外,县苏维埃各区都成立了区联队,各乡还普遍建立了赤卫队。

三、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党组织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不可能在城市发展,要坚持长久的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革命力量才有依靠,才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九·三”暴动后,兴宁党组织主动地将暴动队伍撤到农民运动搞得最激烈的农村扎根(永和湖尾乡)。当时虽然作为保存武装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认识是武装斗争的方向问题,却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首届兴宁县委成立后,中共广东省委及时指示兴宁县委应该做到兴宁目前的暴动不是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而应该在水口、新圩、永和——我们势力雄厚的地方做暴动的中心,实现区乡割据,再向全县蔓延。根据省委的指示,兴宁党组织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村,先后在南部山区水口、北部山区罗浮大信、黄陂新村建立了革命据点,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19284月,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在五华、兴宁、龙川交界的中央苏区南大门创建了较大的根据地——五兴龙革命根据地,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成立了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土地革命,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从此,兴宁党组织从不自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自觉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向武装割据的道路,从实践上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可贵的探索。坚持了7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它对东江和闽粤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对牵制广东军阀北上夹击中央红军,支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反“围剿”斗争,及后来配合红军长征等方面,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九·三”暴动是兴宁革命斗争的火种,有了“九·三”暴动,才有兴宁的革命武装力量,才有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 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才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节自廖辉煌、肖海灵《论兴宁“九·三”暴动的特点和影响》)

 

 

革命要塞“五兴龙”(一)

五兴龙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东江特委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创建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五兴龙根据地位于粤东的西北方向,地处五华、兴宁、龙川交界地区,毗邻中央苏区。中心地域包括现在五华的双头、歧岭,龙川的鹤市、铁场、龙母、赤岗、上坪、贝岭和兴宁的大坪、罗岗,罗浮、黄陂、龙田、石马等15个区。北邻江西寻乌,南界丰顺、紫金、河源,东临梅县、平远,西接和平。这块根据地地形狭长,奇峰险嶂连绵耸立其中,粤赣公路横贯五兴龙境内l50多公里,系粤东战略要地。

在地理位置上,五兴龙根据地与东江其它八块根据地比较,最大的特点就是紧接中央苏区,离会昌筠门岭不到百里。在长达7年多的漫长斗争岁月里,五兴龙根据地如同一个英勇顽强的卫士,扼守着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它自身环境来说,地处五兴龙边陲,距三县县城均在百里之外,三县反动统治阶级鞭长莫及,反动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有利于革命武装割据。加之三县边境犬牙交错,地方反动势力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有利于革命力量在敌人的矛盾交错之中生存、发展,开辟根据地。这一带曾是狼虫虎豹出没之地,自五兴龙根据地创建以来,山高林密处旌旗飘卷,梭标闪动,红军、游击队健儿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近两千平方公里境内,霍山、二架笔、龙母嶂、阳天嶂、玳瑁山、双芪顶群山起伏,险峻绵延的山峦一直伸向中央苏区的寻乌、会昌。这里是东江革命根据地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必经要道,也是广东军阀北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咽喉之地。如果说,整个东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方的外围屏嶂,那么,五兴龙根据地则首当其冲。这里,进可以切断交通,退可以据险抗击。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五兴龙根据地的斗争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也有利于根据地北受中央苏区的直接影响、指导,南与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联系,有利于隐伏掩蔽,开展武装斗争。

境内有300余村落,l6万人口。土地肥沃,宜农宜果。通连鱼米之乡的宁江平原,水陆两路直达海港要地汕头,可为革命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三县界地人民尚来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苦难的劳动人民历受地主官僚的压迫剥削,经济凋蔽,生活十分窘迫,民国以后,列强入侵,军阀盘踞,地主豪绅横行,对人民敲骨吸髓,三县人民更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祸无穷。窘境中,人民或铤而走险,或奋起反抗,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l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传播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此后,五兴龙三县先后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为组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较好的革命基础。

五兴龙根据地的整个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l9284月至l929年春,为根据地创建时期;第二阶段从l9293月至l931年春,是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时期,成立了闽粤赣边五兴龙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五兴龙县委,并根据“六大”提出的“在红色区域建立红军”的指示,成立了东江工农红军50团和红11军独立营,共有地方红军1100多人,同时发展了地方游击队、赤卫队1000多人,是根据地的全盛时期。第三阶段,从1931年夏至19358月,是根据地由严重挫折到丧失的时期。

五兴龙根据地的创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和五兴龙三县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节自罗祖宁、肖海灵、廖辉煌《试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点》)

 

 

革命要塞“五兴龙”(二)

在中国革命的地图册上,五兴龙革命根据地或许只是一块不知名的弹丸之地。由于它紧接江西,如一块矗立的屏障守护着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外围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斗争直接关连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它给予中央苏区的配合和协助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政治上大力宣传中央苏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开始的各个时期,一直大力宣传中央根据地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的成就,以扩大中央苏区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创建和领导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等革命领导人的英名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劳苦大众心目中闹革命求翻身的希望和救星,从而激发根据地军民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苏区的斗争,同时也涣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心。1930年夏,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在强敌压境之际出示的布告(第四号)中写道:“在此朱毛红军快到东江之际”、“全县工农群众,毋容逡巡怕惧”,“发展革命斗争,保护暴动胜利。”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好的鼓舞和影响作用。l9328月,五兴龙游击大队驳壳队长罗亚彬从苏区执行任务回兴,身带中央苏区的宣传品,从寻乌开始沿途散发到兴龙地带,向根据地人民报告反“围剿”的胜利,使大家对革命斗争充满信心。

第二,从经济物质方面,大力支持中央苏区。五兴龙根据地是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当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层层封锁,妄图使根据地军民陷于“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蚁蚊之通报”的困境。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特别是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必需品相当缺乏。兴龙一带地区的老百姓与江西界地人民素来贸易交往频繁,五兴龙根据地建立后,不少军民冒着风险,采取各种形式,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为中央苏区输送紧缺物资,这对解决中央苏区困难,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极大的作用。1930年夏天,根据地建立了以大塘肚为中心的交通站,有通往五华、紫金、河源、梅县、兴宁、寻乌,定南等地的七、八条交通线,沿线有五、六十个站,纵横路程长达一千多华里,使五兴龙根据地、游击区与东江特委所在地八乡山和中央苏区联结起来,交通站为传送上下级情报、宣传品,给部队、党政机关输送钱粮物资,及护送过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就在这条交通线上,许多食品、布匹、药品、军械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苏区。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保证交通线均畅通,解决苏区困难,历尽艰险,甚至献出生命。

第三,在军事方两,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兵力,起到了削弱敌人,威胁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军事压力的作用。五兴龙根据地全盛时期的l930年春,计有工农红军和地方武装l000多人。而国民党反动军队驻三县团防军队有近2000人,自卫队3000多人,还经常实行几个县的“大会剿”,一次便纠合出动千多甚至几千兵力。根据地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利用地形,伺机袭击敌人,通过炸毁桥梁等方式,弄得敌人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从而牵制北上“围剿”之敌。

在中央红军进行几次反“围剿”期间,五兴龙根据地的军民直接牵制了国民党邓龙光一个师的兵力。l93012月至19319月,蒋介石先后纠集10万、20万、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五兴龙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组织男女老少,拿起土枪土炮,刀枪剑戟,不断袭击敌人,使得广东驻军不得不调出兵力对付来自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9311025日,广东军阀陈济棠派李超夫一营及兴宁平远地方反动武装四百多人,猖狂进攻大信苏区,五兴龙县总队据险与敌周旋。19331月,为了牵制广东敌人北上配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屏汉派赣南第一挺进纵队80人开往兴宁新村,配合兴龙游击队在兴龙寻边境出击,逼使敌人在兴北、寻南一带大量增加驻军。同年l2月,为了截断陈济棠部队北上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去路,兴龙驳壳队和赣南挺进队烧毁了老隆通往粤东、赣南的五华三多齐公路大桥,使公路中断。兴龙游击队在赣南挺进纵队配合下,狠狠打击了粤东反动派,恢复了根据地,战功显赫,受到刘伯承表扬。这一年,五兴龙县游击大队与赣南挺进纵队一起,频频出击,切断北上敌军通路。陈济棠只得一面强令兴龙寻平四县反动武装村村设防封锁,一面集结军队向兴龙根据地发动进攻,纠集了兴、龙、五、平、寻、和、定七县反动军队5000多人,实行“七县大会剿”。1934年春,陈济棠再次派唐拨团一营勾结龙川、和平、定南三县反动武装1000余人,分三路进攻龙川黄麻布等地。

据统计,五兴龙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共牵制了广东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一万多兵力,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树了彪炳的革命功绩。另外,五兴龙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军骨干,如刘琴西、梁锡祜、罗屏汉、叶卓、蓝胜青、刘光夏、古清海、曾不凡、陈锦华、蔡梅祥、张瑾瑜、罗柏松、古汉中、胡根、罗文彩、罗宝良、曾九华、钟亚庆等。其中许多同志被调入中央苏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其中担任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有12人。

 (节自罗祖宁、肖海灵、廖辉煌《试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点》)

 

 

“五·一八” 农民暴动

兴宁1927518日事件,到底是“张英打城与农民无关”呢?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张英举行农民起义呢?如果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又这么幼稚,竟然联合土匪行动呢?诸多史实证明,“五·一八”是一场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张英举行的农民暴动。

历史资料记载。《兴宁县大革命、土地革命史实》(兴宁县人民政府,195199日):那时,自己方面武装有潘英所率义勇队20余人,何海率10余人,并另请了张英……于17日夜集结小洋村,18日拂晓,由惊涛、胜青二同志指挥,6时到达兴城……。《兴宁人民革命斗争史》(第三次稿,1962年版)第二章第二节“武装斗争的开始——兴宁两次暴动”、“……17日夜(农军)就集结在小洋村,队伍约有百余人。18日拂晓,由蓝胜青、潘英指挥,高高举起大犁旗向兴宁城进攻。6时许,队伍到了东城门,随即与守敌接火。但敌人紧闭城门,……我方虽反复冲锋,也无法破城。”

敌伪档案记载。卢惊涛在监狱交代(1928219日):……“去年初次攻城民(指卢)未在场,系蓝胜青、潘英带同多人”。(此件存于兴宁档案局)。汕头《循环日报》(1927820日)以“宋世科电告扣留兴宁县长”为题载称:“……惟查519日共产党卢惊涛、曾不凡、肖尉民等勾结著匪张英数百名,家×(军)千名,围陷兴宁……”(此件现存于兴宁县公安局)。

有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又华《我在革命道路上的起跑点》:“大革命失败了,……兴宁曾发生过两次有农民、工人和少数学生参加的武装起义,但都先后撤离了县城”(《广东党史资料》,第11辑,第1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陈启昌(梅县“斗委”负责人)《大革命时代梅县革命斗争的一点回忆》:“兴宁县则以一小股(农)军结合张英的土匪武装,一度进占县城。”(《两次东征带雨来》梅县地区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罗坤泉(十二团政治部代主任)《回忆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活动片断》:“1927年旧历四月初,兴宁第一次暴动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党年轻,力量不足,依靠军事冒险为主,同以土匪为主的张英部队一起参加暴动。”《八·七会议贯彻前后》(梅县地区党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此外,《兴宁党史资料》还发表了陈瑞权、李戈伦、马少援、罗方原等回忆资料,不一而足。

亲身参加起义者的回忆。彭石粦(清寰,原水口区委组织委员,离休干部):1927517日晚,梅县党组织负责人刘标粦派我和彭濯回兴宁到湖尾潘英屋参加暴动。约67点钟,从外地来了一个人送来一张字条:“上方决定明天拂晓进城”。当天下半夜,潘英带队打城。18日下午,我在洋里亲面听蓝胜青说:“没有办法,攻不下,撤了”。我还听潘英说:“当时利用张英打城,党组织还许(答应)了钱给张英”。彭石粦的回忆,有当时梅县党的领导成员(现暨南大学教授)胡一声的证明:“1927年梅县东中被封闭后,他(指彭)即回兴宁活动。在兴宁党组织蓝胜青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兴宁县城暴动。”(19851018日)。小洋乡老农会会员曾日保(87岁)回忆说:“第一次打城前,张嘉谷同我父亲曾观兰、亚叔曾观莲、曾海兰一起做鸟药、哨里、硫磺、制炸药,后来一起参加打城”。曾梅荣(87岁):“517日下半夜,我和曾广用、曾锡辉打火粉枪,曾灶先手拿短枪,曾焕康背土炸弹,还有曾丙秀、曾海兰等有的拿大刀,有的扛木棍,共20多人,各人佩带红臂章,头戴笠麻,在学子莹集合后,由曾灶先带领下举着小洋乡农会犁头旗,冒雨经义尚围到了南门,打了几枪,甩了土炸弹。因南门已关闭了,只好沿城脚折东门虾蟆浮水(离白衣庵约80米)。就在这里,大家向城墙上的敌人开火,我打了几涵火粉枪,结果攻不进去,到下午撤退了。事后亚晋麻带队到我们村围剿,捉了曾振安、曾新保、曾少华、曾佛荣等许多人,打死了曾进兰、曾灶先等人”。潘允中(中大教授)198742日来信:“……潘仲陶说的是潘英已于1927419日且因下雨未能攻入东城(门),按仲陶是潘英所教的私塾学生,又是湖乡庵背岭人,他说的似较实在。……”

现场目击者的回忆。黄日章(城东栅里人,群众,84岁):“1927年农军第一次攻打县城,在白衣庵、马鞭岭都竖了旗,有好多人。天刚亮,白衣庵和城头上互相驳火,打得好激烈,那天,我在家里做粉丝,从窗外看得很清楚,农军同农民一样,穿的毛浅衫,左臂别着红布块,举了旗,沿和山沥埂下来,三三两两,从我屋门禾坪经过,到了保障关。农军挥手对群众说‘你们不要出来,不要开门,出来危险、上当’”。

上述五点说明,对“五·一八”起义的时间地点、组织领导,攻城准备、战斗情况诸方面反映基本上一致的,历史的轨迹清晰如镜。所以,“五·一八”农民起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节自罗梅腾《再论兴宁“五·一八”农民暴动》)

 

 

农民暴动可歌可泣

“五·一八”暴动,是一个伟大壮举。它在兴宁党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崭新的一页。当中国革命处在严重危机的时刻,兴宁革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拿起刀枪勇敢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表现了宁江人民敢于斗争的英雄本色。它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兴宁人民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新阶段。在事实上,参加“五·一八”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后来作为主力又参加了“九·三”暴动,成为我县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的骨干力量,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之五(华)兴(宁)龙(川)苏区,继而为建立东江红军50团、红十一军独立营,为建设和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五·一八”战斗洗礼的罗屏汉、潘火昌成为工农红军、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五·一八”暴动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这次暴动的失败,有其深刻的教训。当时,兴宁党组织还处在幼年时期,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既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无实际斗争经验,更不知如何抓武装斗争。刚建立不久的农民自卫军,战斗力不强。特别是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张英身上。以为联络张英就解决问题,因而过高地接受了张英的条件。这样,张英为了实现其个人的目的,抢先举兵,打乱了战略部署,导致暴动失败。以蓝胜青为书记的中共兴宁特支,事后认识到这次起义中的存在问题,从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于同年93日,发动了第二次攻打兴城的农民暴动,胜利占领了县城,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这一伟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吸取了首次武装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兴宁党特支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五·一八”暴动,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这是广东区委领导的夏季暴动和梅县“斗委”发动的“五·一”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暴动失败了,但是,它揭开了兴宁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为进一步发动工农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节自罗梅腾《再论兴宁“五·一八”农民暴动》)

 

 

无中生有的“AB团”

土地革命战争,五兴龙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肃反“AB团”运动。到底五兴龙苏区有没有“AB团”组织?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经过反复调查证实:192742日南昌人民暴动以后,“AB团”已经完全不存在了,“AB团”的“寿命”仅三个月,根本谈不上打入共产党内部。同样,在五兴龙苏区也根本不存在“AB团”组织,肃反“AB团”运动纯属一场冤假错案。其主要根据有如下三点:

第一,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对革命队伍作了错误的阶级分析。

19311月,当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结束仅三个月,我党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指使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党内又出现了更“左”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其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主张剥夺资本家和富农的民主权利,主张现阶段消灭富农经济,实行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凡是怀疑、不满、不支持他们错误政策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而,他们对革命队伍进行了唯心主义的阶级分析,在开展“肃反斗争”中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他们先认定“AB团”的活动是“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然后把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同志打成“AB团”分子,他们先认定“AB团”分子掌握了特委、县委的领导权,然后就把特委、县委的负责人怀疑为“AB团”分子;他们先认定只有工人、贫农才具备无产阶级基础,然后就把出身剥削家庭而又敢于提意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视为“AB团”分子。

1931年间,从中共广东省委致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程度。“‘AB团’的社会基础——在东江各苏区内完全存在”,“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垄断于中小地主及富农之手”“在五华、兴宁、龙川方面……最近发觉大部分负责人和同志是‘AB团’分子”。在这种极端唯心主义的阶级分析指导下,他们错误地认为,“AB团”分子不但钻进了党团组织和革命队伍,而且控制了党团组织;“AB团”分子不仅遍布了基层,而且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因此,到处乱抓“AB团”,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问题和工作上的差错,统统作为敌我矛盾,如把“散布扰乱群众视听的谣言”,“修改或写错重要文件上的意义与辞句”,“阻碍或曲解上级指示”的人,都作为“AB团”分子,从机关到地方武装,从党内到党外,从县委领导到炊事员,都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捕风捉影捕杀所谓“AB团”分子,使一批又一批的好同志含冤死于自己的刀枪下。

第二,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肃反“AB团”,造成了无中生有的历史冤案。

肃反“AB团”运动开始时,东江特委党政军负责人对王明“左”倾错误思想是有抵制的。后来,广东省委严厉批评“东江苏区当此根本还在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统治之下”,“东江负责人否认AB团”,警告东江全体同志要迅速跳出维持现状阶级妥协,指令东江“采取决择手段肃清AB 团”。在上级的压力下,东江革命根据地便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AB团”运动。

从《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转中央的报告》(1932310)这一历史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东江各苏区的肃反运动是采取逼供、诱供、屈打成招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无中生有的历史冤案。《报告》中说“我们审问的方式是用许多事实来证他,并用威吓拉拢(如对他说:不说就要用刑,说就可以自新,现在证据确实,不容你不说等)”,“我们把许多证据与之对证后,仍坚决不认,及至用严刑后,才供出来。所供出的大部份是行动不好的。部分是好的同志”,“各区的破获,大部份是由他们的上层分子供出来,考查其行动言论不妥而破获的,小部份由当地发觉的”,“成份不好的统统枪决”,“对于反革命团体只有在刑罚上去求得解决”。

这些真实的史料记载,使我们看到捕杀“AB团”的过程:破获的对象是“行动不好的”,“行动言论不妥”的人,审讯的方法是“威吓与拉拢”、“用严刑”、“由上层分子供出来”、“在刑罚上去求得解决”,政策是“不说要用刑,说就可以自新”,处理的办法是“成份不好的统统枪决”。一批又一批的所谓“AB团”分子,就是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招供”出来的,这便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历史证据。

第三,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史料中都找不到共产党内有“AB团”组织,当年参加过“肃反”运动的老同志也认为五兴龙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组织。

“肃反AB团”运动,多年来史学界的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证实共产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组织;从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也证明,“AB团”组织根本谈不上打入共产党内。在国民党编的战书中,也有记载“被指为‘AB团’而遭杀者是红军官兵,而不是国民党的人”。

一些当年参加过肃反“AB团”运动的老同志,以亲身的经历证实:五兴龙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组织。现还健在的五兴龙县委委员曾九华说:“当时开展肃反‘AB团’,是挂着打击‘AB团’的名,滥捕滥杀革命同志,自己亲眼看到许多无辜的好同志,被扣上‘AB团’罪名,遭受‘跪砂砾’‘钉雷公尖’等种种酷刑,遭到杀害……时至今日,想起这么多好同志被惨杀,想起当时的领导人只对上头负责,不对事情负责的历史过失,我还十分痛心。”

史实证明,五兴龙苏区开展肃反“AB团”运动,从指导思想到方针政策都是根本错误的,纯属是无中生有的历史冤案。 

(节自肖海灵、刘国宪《略论五兴龙苏区肃反“AB团”的错误》)

 

 

五兴龙苏区败于“左”

19314月至l0月,五兴龙苏区曾经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AB团”运动。在运动中,一批又一批的好同志被莫须有的罪名定为“AB团”分子,遭受审讯、逮捕和杀害,其中不少是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领导人,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让人极为痛心的损失。这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带来的一宗历史冤案,也是五兴龙苏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AB团”取名于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义,是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在南昌组织起来的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它的“寿命”仅三个月。它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篡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以改变“共产党人把持江西党务”的局面,另一个是篡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以改变共产党人“操纵民运”的局面。192742日,南昌人民举行了大暴动,占领了国民党省党部,“段锡朋、周莉生重要祸首已潜逃”,“先后捕获反革命分子30余人,最重要者有程天放、罗实时、曾华英等”。次日在南昌3万余人庆祝摧毁“AB团”省党部胜利大会上,“程天放、曾华英、罗实时、黄兆稚等是用麻绳绑着,头上带上高帽……结果由群众组织裁判委员会处置。”就这样,“AB团”把持了三个月的省党部,被彻底推垮了。另方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篡夺了领导大权,为了巩固国民党右派统治,他再也不允许派别在国民党中存在,因此,“AB团”这个反动组织从此便不存在了。但是,“AB团”在南昌被彻底摧垮4年之后,到了l9314月,五兴龙苏区却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AB团”运动。

19311月,王明(陈绍禹)“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夺取了领导地位。3月,中央派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贯彻王明“左”倾错误的纲领,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指示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广泛的手段来镇压”,“对一切有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五兴龙苏区由于接近闽西、赣南,运动开展较早。在运动中,县委主要负责人照搬上级的指示,把“有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观念”的人,把出身不好而又敢于提出意见的干部、战士,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怀疑为“AB团”分子,进行审讯、逮捕,采取严刑拷打、逼供、诱供,凭供定罪的办法,杀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同志。在开展肃反运动中,先在县委中圈定“AB团”名单,然后搭起台来,宣布其“罪状”,如不承认,便采用种种酷刑,逼其承认。整个五兴龙苏区共被捕杀害了200名左右的党政军干部、战士,先后分五批进行惨杀。特别令人痛心的是,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30多名县区领导干部遭到杀害。根据现有资料,被杀害的县委领导有县游击总大队长、县委委员罗柏松,县委委员、县委秘书曾庆禄,县委委员陈恢、刘汉等。还有区委书记张超曾、县游击总队第二中队长曾森荣、团区委书记罗伟珠等领导骨干均被杀。他们中,有的被枪杀,大多数在处死时连子弹也不准用,有的用锄头柄砸死,有的用梭镖刺死。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捕风捉影的所谓肃清“AB团”运动,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和瓦解,远比敌人的任何破坏都严重得多。其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搞乱了地方武装力量,损害了苏维埃政府的威望,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伤了革命元气,它是导致五兴龙苏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五兴龙苏区开展“肃清AB团”运动前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中,便可见这场历史悲剧的一斑。五兴龙苏区具有创建时间早、地盘大、人口多、政权建设好等特点。这个苏区创建时间是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同志在井岗山胜利会师的19284月,整个苏区面积1900平方公里,人口l6万; l9293月正式成立了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下设4个苏区政府,区以下设乡政府,普遍实行了土地革命,群众革命积极性很高,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增大,革命形势很好。但从l9314月开展肃反“AB团”运动之后,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由于乱抓乱杀“AB团分子”,造成同志间互相猜疑,彼此戒备,整个苏区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大部分机关干部、战士担心受牵连,打好包袱挂在壁钉上,随时准备离队。原来有200多人的县游击总队被杀的杀,走的走,仅剩20多人。敌人趁机围剿,苏区在反围剿斗争中遭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党政机关一再被迫转移,最后移到寻乌芳田村,苏区陷入敌手。正如徐德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东江的西北几县的苏区是整个的塌台了,红军由一千多剩下二百人逃到西南来。”自从开展无的放矢的肃反“AB团”运动以后,五兴龙苏区的革命斗争便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

   (节自肖海灵、刘国宪《略论五兴龙苏区肃反“AB团”的错误》)

 

 

一纸檄文觉醒民众

193051日至l3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八乡山滩下召开了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国内外形势,总结研究了东江革命斗争,重申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兴宁有罗屏汉等3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此一个多月以前,东江红军50团在澄江战斗中,因战略战术的失误,全团惨败,团长刘光夏、政委陈俊壮烈牺牲。对此,罗屏汉等县革委领导心情异常沉痛。大会的召开,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会议结束后,罗屏汉等迅速赶回大信根据地,重建东江游击队。其时,各县反动派亦串通一气,对苏区频繁窜扰。陈济棠反动军队勾集兴宁、龙川、五华、平远、和平的反动革命武装,准备大举进剿。在其所谓“匪情报告”中表示:“唯恐(逆党)死灰复燃,……特务各区警备队编练赶办…俾贤捍卫”。双方砺兵秣马,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为唤起民众,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印发了1930年第四号布告。

《布告》原件长45厘米,宽25厘米,淡黄玉扣纸,墨绿色油印,共380个字,盖“兴宁县革命委员会”红色四方大印(方印边长为6.5厘米)。布告正文336个字,竖排14行,每行四句,每句六字。行文公整,押韵,通俗易懂。原文如下:

    

兴宁县革命委会布告第四号

 

现在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战争。武装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土地。

世界大战惨祸,我们早已尝试。反对二次大战,工农武装准备。

拥护祖国苏联,保护中国革命。国民狗党统治,工农痛苦加倍。

听从帝国主义,制造军阀战争。蒋阎战争西北,两广混战四次。

苛捐杂税日增,焚烧杀抢并至。拉夫奸淫掳勒,设立治安警卫。

勾结豪绅地主,任用贪官污吏。到处剥削工农,更加重租重利。

要除这些痛苦,实行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国党政府,建立工农政权。解除一切痛苦,永保工农权利。

农会工农政府,接受共产指示。实行十大政纲,颁布三大法令。

苛捐杂税铲除,实行统一累进。贫苦工农群众,免负这一税务。

没收地主土地,归给政府分配。全体农民耕种,永远不要交租。

铲除封建势力,取消治安警卫。全县工农群众,毋容逡巡怕惧。

应当坚决向前,武装起来一致。在此朱毛红军,快到东江之际。

发展革命斗争,保护暴动胜利。完成全县政权,准备全省夺取。

    

                                    兴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团

                             罗屏汉  潘火昌  蓝再韩    黄佐才  陈锦华

                                    公历一千九百三零年六月  

《布告》列数国内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及其种种罪行,动员“全县工农群众,毋容逡巡怕惧”,要武装自己,去夺取胜利。布告中宣传了“朱毛红军,快到东江”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一大好形势的宣传,正如古代的“檄文”,对民众起着极大的鼓舞作用。布告印发后不久,兴宁革命力量面对反动武装的互相勾结疯狂进剿,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兴宁县委、县革委机关被迫迁至新村南扒。东征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顶住了l9308月张英、谢海筹等为首的400多团匪的进攻,也顶住了同年10月间五县1800余反动兵力的“大会剿”。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壮大,民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不少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珍藏起这张布告,投入斗争,直至胜利。

(摘自罗祖宁《浅说兴宁县革委会布告〈第四号〉》)

 

 

游击战助红军长征

1934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部分红军部队转移到粤赣边区,其中一部分来到兴龙平寻一带与在这里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紧密配台,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狠狠打击和牵制了兴龙平寻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和地反武装,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在这一时期里,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斗争方式是:

1、化装突袭,乱敌军心。1934l0月,罗屏汉在赣南军区写信指示兴龙县委书记蔡梅祥,要在7天内把寻乌炮楼烧掉。蔡梅祥接到命令后,即派梅贯华率领罗义妹、罗亚彬等8名驳壳队员连夜化装潜入岑峰圩。第二天,梅贯华率领队员接近炮楼,尔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上炮楼,使敌人措手不及,弃枪惊慌逃命。

2、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反“清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白色怖恐笼罩五兴龙大地,有的动摇逃跑,有的叛变投敌。为鼓舞军民革命斗志,1934年底,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布告,号召广大军民“在兴龙寻安一带建立工农专政,打倒国民党,残匪彻底肃清……”。l9353月,留在闽粤赣边区领导游击战争的古柏,特地从赣南赶到兴龙地区,向根据地军民传达了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兴龙人民的斗志,使大家坚信:黑暗总会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由于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不少群众自觉地为游击队当响导、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还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和游击队站岗放哨。

3、避敌锐气,小群出击。面对红军和游击队频频出击,陈济棠派重兵围困兴龙根据地。红军和兴龙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避敌锋芒,采用游击战术,迂回打击敌人,或攻其一点,牵制全局,或诱敌进攻,耗其兵力,不与敌人硬拼,只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无计可施。游击队神出鬼没,到处打地主,惩恶霸,烧桥梁,断交通,使敌人十分惊慌。在近两年游击战争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摧毁了敌堡垒(团防炮楼)二十多个,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4、主动出击,积极开展反“清剿”战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红军和兴龙游击队抓住时机,狠狠打击敌人。l93411月,配合李大添挺进队,先后在寻乌河角袭击敌人一个连,在六社的曹屋消灭了反革命分子刘德瑞拥有50多人的一个团防队,在高头的鲁基径又消灭了8个团防队。此外,兴龙游击队还与第三大队紧密配合,在李大添的带领下,转战到龙川境内的黄麻布、孔田、茶腊等山区袭击驻守在那一带的敌人,并在黄麻布组织了1000多农民参加暴动,陈济棠大为震惊。l936年农历8月底,陈济棠调第八师以两个营和伪靖卫团共l万余人的兵力围攻茶腊、河坑一带,兴龙游击队和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殊死决战,大挫了敌人锐气。

红军与兴龙游击队在粤赣边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相继有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领导人罗屏汉、陈锦华,赣南挺进队政委万寿、曹迸洪、罗亚彬、罗义妹,闽西南特委古柏、李大添等壮烈牺牲,在革命斗争史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游击战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

(节自廖辉煌《留在粤赣边的红军部队与兴龙游击队》)

 

 

主动借力掀起暴动

兴宁党特支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联合张英攻打兴城。当时,国民党兴宁反动势力比较强大,计有:粤军宋世科驻兴防军一个连,县政府潘明星游击大队3个中队约300人,兴宁治安会主任陈楚麓3个中队近300人,加上其所属各区治安会之自卫队700人,还有一支警察武装。而我们的农民自卫军永和花雕(陂)石(丰)乡100多人,刁坊墨池乡50多人,宁中小洋乡约50人,一共才200多人,各乡农会赤卫队几百人,装备甚为差劣,只有20多支单响步枪,一支3号曲尺,三支“凹兰”,十多支台枪,其余大部分就是鸟枪、大刀、长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势,兴宁党特支深感力量薄弱,难以制敌。但是,形势日紧。兴宁党组织了解到永和大成村张英曾在粤军骆凤祥旅当过团长,后来解甲归田,因生活艰难在兴宁北部山区当土匪,被陈炯明委任为粤军独立第七旅旅长,号称有两个团,近千人马,驻扎在兴宁罗岗、罗浮、大坪、龙川麻布岗、贝岭一带。于是,蓝胜青、曾不凡等在琼林书舍开会研究决定联合张英攻城。兴宁党特支为什么能够联络土匪张英呢?首先,张英与潘明星、陈楚麓矛盾大,潘陈曾多次清剿张;第二,此时,张英羽毛未丰,也想攻打潘、陈,以扩张其势力;第三,当时党组织与张英尚未发生矛盾(直至第二次暴动后仍有联系。张英于1928年春受骆凤祥招安下山,委任为团长,驻军揭阳、四会等地。19298月任国民党247团第三营营长时,随团长李振良由广宁移驻兴宁担负“剿匪”后,在兴宁等地杀了许多共产党人,至19495月在兴宁起义)。于是,党特支指派共产党员曾治中为代表、张嘉谷为随从前往麻布岗同张英商谈联合攻城事宜。张英果然同意联合攻打兴宁县城。

曾治中回到洋里后,党特支在琼林书舍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蓝胜青、卢惊涛、曾不凡、蓝再韩、潘英、曾治中、罗屏汉、邓亨华等,会议详细研究了联合张英攻打兴城的问题,决定518日(农历四月十八)举行武装暴动,并制订了兴城的作战方案:蓝胜青、潘英负责组织黄石乡农军攻打东门;小洋乡农军攻打南门;墨池乡等地农军攻打北门;张英负责攻打西门。由曾治中负责把这一作战方案通知张英。兴宁党组织的这一战斗计划是党的当时政策所允许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因此联合张英进行“五·一八”暴动,是无可非议的。各地亦有类似情况,如梅县联合张徐光,澄海联合卢腾雄,后来毛泽东在井岗山亦联合了袁文才、王佐。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历史事实。

有的同志认为,“张英打城是事实,与农民无关。不能说是联合暴动”。这种说法,不符合战斗的实际情况。首次攻打兴宁县城的战斗,是在中共兴宁特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17日午夜,各路农民自卫军奉命集结在小洋下(现德新小学)整装待发。18日拂晓,蓝胜青、卢惊涛、曾不凡按当时的战斗计划,率领各路农军,高举犁头大旗,臂带红袖章,手持枪械、长矛、大刀,斗志昂扬地向兴宁县城进发。兴宁县城城墙坚固雄伟,高18尺,用特制的城砖砌筑,600多丈长的城围上面筑有雉堞(俗称朵坻眼)900多个,城墙外挖有一条深7尺、宽2丈的环城壕沟。东西南北4个城门外,分别建有保障关、永泰关、大南关、天枢关为屏障。古有“铁网挂城楼,金龟水上游,任你天下乱,兴宁不用愁”之说。潘英、何海带领黄石乡农军100余人抵达附近马鞭岭;曾灶先率领小洋乡农军20多人到达虾蟆浮水(坟地)。农军指挥部设在白衣庵观音宫。白衣庵大门口插着犁头大旗。蓝胜青、卢惊涛、曾不凡、罗屏汉、蓝再韩、邓亨华等都在指挥部。天刚亮,白衣庵的农军就与城墙上的守敌驳上火了。农军指挥部速即下令攻城,曾辉球吹着响亮的进军号,潘英率领何海、曾治中、曾观莲、潘火昌、潘日运、沙炎旭、吴祥和等27名敢死队员分为几个小组,三三两两,冒着敌人炮火匍匐前进,曾焕康高举犁头旗走在最前面。他们机智勇敢地从和山沥里村奔向保障关(距东城门20米)。这时,东城门早已关闭。农军只得凭藉两层楼的保障关,用单响步枪、鸟枪向城墙上的守敌射击。城墙上的敌人亦向保障关、白衣庵一带猛烈反击,双方打得很激烈,农军绐终无法进城。

原来,昨夜(517日)12时,张英的敢死队张略等12人已抢先从西门入城,同守城之敌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苦战,后来到达谢家祠(现公安局)前面。驻谢家祠敌军一个连,以密集火力阻击敢死队,在激战中张略率先在后街伯公门(现税局)侧中弹而死。驻谢家祠军闻枪声稀疏,猛冲而来,敢死队招架不住,被赶出西门,敌人连忙关锁了东西南北4城城门,凭靠坚固城墙顽抗。

张英率领的400余众因天下大雨,行至黄竹沥时,洪水暴涨,堤崩桥断,延误了时间。及后到达西城门外与敢死队汇合占据西门街、朱紫街、新丰街一带。张英亦无攻坚武器,只得在西城门外一边向守城之敌射击,一面急忙寻找了一些煤油、棉被,准备火烧西城门。战斗到中午时分,张耀为首带领几名敢死队员抱着棉被,提着煤油,从朱紫街冲向西城门,被敌击毙;再攻,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在“敌人不敢出城,我们也打不进去”的情况下,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许,张英率先撤兵。接着,我各路农军亦相继撤出阵地。在战斗中,张英部死伤5人,农军曾焕康受伤,并因疏忽遗放在保障关的黄石乡农会犁头旗,后来被敌人捡去倒挂在谢家祠门口。由此可见,“张英打城是事实”,农军攻打县城也是事实,并且基本上是按照党特支制定的战斗计划,分别从东城门与西城门两面发起攻击。只是由于城内敌人作好了准备,自己缺乏攻坚武器,加上洪水剧涨,城壕尽没,因此攻而不克,首次农民起义失败。

(节自罗梅腾《再论兴宁“五·一八”农民暴动》)

 

 

兴宁市主要革命遗址选录

◎ 中共兴宁小组成立旧址——1926年春,在上级党组织帮助下,中共兴宁小组在兴城县政府内的宜楼成立。

◎ 兴宁县农民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旧址——1924年底,兴宁县农民运动筹备委员会在兴城西河背两海会馆成立。1925年3月间,周恩来在两海会馆召开兴宁农运干部会议。

◎ 兴宁县农民协会旧址——1925年3月,在兴城刁屋坝召开兴宁农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兴宁县农民协会,会址在县政府内的文昌祠(后迁至潘家祠)。

◎ 兴宁县总工会旧址——1925年9月,在曾不凡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各行业工会相继建立起来,随后改组了兴宁县总工会,会址设在兴城东街陈家祠。

◎“九三”暴动主要战斗地旧址——1927年9月3日,暴动队在内应人员的协助下,由兴城南门攻入,取得胜利。

◎“九三”暴动队伍集结地旧址——1927年9月2日晚,中共兴宁特支领导人把暴动队伍集结在福兴梅子坑胡燧良屋中,深夜攻入兴城,取得暴动胜利。1928年秋,“五县暴动委员会”在这里召开联合暴动会议。

◎ 东征军指挥部旧址——1925年3月,东征军攻打兴城时,把指挥部设在福兴五里村黄曰兴屋。

◎ 中共兴宁(第一届)县委成立旧址——1927年12月,中共兴宁(第一届)县委在永和湖尾村板塘潘火昌屋成立。

◎ 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成立旧址——1927年9月,兴城武装暴动取得胜利后,转移到永和湖尾下贝岭潘英屋,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讨逆军第十五团(后改称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

◎ 湖尾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旧址——1928年1月,湖尾乡苏维埃政府在永和湖尾村荷树岗成立,成为兴宁县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

◎ 红军第三营成立旧址——1928年4月,罗屏汉等人在罗浮石门村彭火昌屋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第三营(后改称为红军第三营)。

◎ 红军第三营兵工厂旧址——1928年夏,红军第三营在罗浮中和村朱畲尾建立兵工厂,后迁至罗浮新南村尾。

◎ 兴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1929年秋,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在罗浮镇新南村案山上龙门第成立。

◎ 中共兴宁县委党代表大会召开旧址——1929年10月,中共兴宁县委在罗浮大信北坑里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罗屏汉为县委书记。

◎ 五兴龙游击队主要战斗地旧址——1929年3月,五兴龙游击队三路攻打罗浮圩,取得胜利,使罗浮全境解放。

◎ 东江游击队独立营主要战斗地旧址——1929年9月,东江游击队独立营和赤卫队三路攻打罗岗,在罗岗白水村激战,左路军总指挥刘传文壮烈牺牲。

◎ 东江红军第五十团成立旧址——1930年2月,东江红军第五十团在罗浮中和村三槐衍庆屋成立。    

◎ 瑶兴赤卫队员壮烈牺牲地旧址——1930年1月20日,国民党反动武装围剿瑶兴村,12位赤卫队员坚守炮楼英勇战斗而全部壮烈牺牲。

◎ 中共五兴龙县委成立旧址——1931年1月,中共五兴龙县委在黄槐新村南扒成立,同时改组了五兴龙苏维埃政府。  

◎ 中共兴龙县委、兴龙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1932年6月,中共兴龙县委、兴龙县革命委员会在黄槐黄溪村成立。

◎ 五兴龙游击队主要驻地旧址——1930年春夏间,五兴龙游击队主要驻扎在黄槐镇新村月形。

◎ 中共兴宁县委主办的《红旗》报旧址——1928年春,中共兴宁县委在水口镇小峰村邓慎时家创办县委机关报《红旗》。

◎ 中共兴宁县中心区委机关办公旧址——1940年1月,中共兴宁县中心区委在兴城西河背竞新布厂办公。

◎ 中共兴宁支部成立旧址——1948年1月,中共兴宁支部在坭陂合湖村上茔范屋成立。

◎ 兴宁县地工团成立旧址——1948年4月,兴宁县地方工作团在新陂镇塘头下余屋成立。

◎ 中共兴宁中心区委和新工团成立地旧址——1949年2月,中共兴宁县中心区委和新工团在叶塘富祝小学成立。

◎ 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1949年5月23日,兴宁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兴城兴田路金宾旅店成立。

◎ 中共兴宁县委成立旧址——1949年5月30日,中共兴宁县委在兴城北部鹅湖(茔下)张屋焕康楼成立。

◎ 六团主要战斗地旧址——1949年7月17日,闽粤赣边纵一支六团在罗岗土礤下与胡谢残部激战,取得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 六团主要战斗地旧址——1949年8月2日,六团在罗岗白水村镰子寨与敌军激战。

◎ 边三团主要战斗地旧址——1949年7月23日,闽粤赣边纵直属第三团在水口圩与胡琏主力柳河师约4000人发生激战。

 

 

本书主要资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兴宁地方历史(第一卷)》(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编,2003年)

《英烈故事》(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编,2003年)

《中共广东省兴宁县组织史资料、广东省兴宁县政军统群组织资料》(中共兴宁县委组织部、兴宁县党史办、兴宁县档案局联合编辑出版,1988年)

《兴宁英烈传略(第一辑)》(中共兴宁县委党史办编,1987年)

《兴宁党史研究文集(第一辑)》(中共兴宁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梅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联合编辑出版,1988年)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五兴龙苏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东江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协作组、五兴龙苏区党史协作组联合编辑出版,1985年)

《要求确认兴宁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申报材料》(中共兴宁市委、市人民政府编写,2010年)

以及《兴宁党史》、《兴宁文史》、《兴宁风采》等有关书刊

 

 

后记

2011年,兴宁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为更好地宣传兴宁光荣的革命历史,发挥“以史为镜,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兴宁市委、兴宁市人民政府应兴宁籍在外老领导肖耀堂、曾洪、罗滨等人的建议,决定编辑出版本书,并指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小娟负责抓好此项工作。2013年9月,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顾问、省司法厅原厅长曾洪专程赶回兴宁,与梅州、兴宁老促会的领导罗德宜、罗滨、罗建灵、曾洪标、卢焕平,中共兴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小娟,以及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幼珣等10多人共同研究了编辑出版事宜。随后,成立了编辑机构,抽调了陈作新(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朱伟杰(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兴宁市教育局退休干部)、黄佑鹏(中共兴宁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为本书责任编辑,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小娟领导下和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幼珣的具体组织下开展工作。经3个多月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先后搜集有关文字资料70余万字,图片上百幅,为本书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分门别类地整理筛选,编成初稿,并反复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充实,几易其稿,最终审定。

本书分斗争史略、英雄史迹、回忆片断、论文摘读4大部分,约30万字,图片上百幅。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指导,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浩,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肖耀堂,中科院原副院长、院士王佛松,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广东省司法厅原厅长曾洪等乡贤热情为书题词。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支持,全体编辑工作人员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精力。值此机会,对本书出版的所有领导者、工作者、参与者和关心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内容多,时间跨度大,牵涉的事件、人物多,不少史料湮没、散失,加上编辑时间短、编辑工作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在错漏、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梭镖打出五兴龙》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12月

转载请注明“转自兴宁市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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