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在乡村和农业相关领域，新型职业农民是近年来的热点。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被提上议事日程，写入中央1号文件。201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幕开启，试图从有效供给端发力，延伸出来的则有三权分置、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农业农村的创业创新活动等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再次被着重提起。财政部拨款15亿人民币进行相关培训，各省市地区关于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新闻日益增多。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能延伸出来的问题围绕在这个政策周围。社会资本如何突破限制进入农业？更为市场化的农民如何与粮食安全进行协调？今后农民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职业？看似简单的问题，也着实具有很多的可能性。

　　背景

　　21世纪的农业发展新需求

　　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空前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我国粮食产量在1984年达到了历史新高，至2000年前后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农民收入问题仍然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为2253元，而同期的城市人均年收入为6280元。从2000年开始，农民外出务工人员规模迅速增加。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促进了城市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取得两位数以上增长速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98年开始，农业结构进入战略性调整，目的主要是解决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带来产业布局雷同、农产品价格下滑等问题，调整方向不仅考虑数量稳定增长，更强调农产品供给质量和农民收入的提高。2000年以后国家先后实施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种粮补贴等重大举措，有力保障了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农产品供给种类的多元化、丰富化，再次极大调动了农业从业者的积极性。

　　20世纪末，我国推行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但是这个跨世纪青年农民的内涵与新型职业农民不同，前者最主要考虑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当时的政策考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应着手培养造就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他们成为下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

　　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其时我国处于劳动人口数量较高、老年扶养率较低的时期，正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黄金时段。但劳动人口数量的优势并不等同于人力资源优势，只有抓住有利时机，加大教育与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才能变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

　　但是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老龄化，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土地已经无法吸引他们，他们也不会种地。也许大家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农村无人种地的地步，但是问题放长远来看，10年以后，现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已经超过60岁，到时候再想办法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中国很多乡村的农业还处于经营分散且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的状况，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消费者对农产品消费失去信心。国际市场上优质农产品仍然对国内农产品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也有了转变。综合来看，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了资源、市场、制度等多元约束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信息化等战略部署相继提出并付诸实践，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三权分置等具体政策纷纷推出和落地，以应对新的形势。

　　转变

　　从传统农民到职业化经济人

　　2017年8月8日，广东省农业厅对其评选的广东百佳新型职业农民评选结果进行了公示。以珠三角获评人员最多的城市佛山为例，从2012年开始，佛山市明确提出农民职业化的发展方向。近五年，全市开展各类农民培训累计达18万人次，培训、鉴定5000多人次，认定新型职业农民600人。2016年佛山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项目获农业部批准实施，是全国30个、广东省4个整市推进的示范市之一。分析评选结果名单可以发现，广东百佳新型职业农民涵盖了名校MBA、海归、会计、90后等标签。他们契合了国家关于这个群体的定义：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种植业的产出利润很低，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分散化经营，规模效益上不去。但是，中国有数亿农民，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社保。郑风田说，在人地关系制约下，土地更加分散化、细碎化，农业赢利微薄，农业的保障意义大于产业意义。我国部分农业主产区农业经营规模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仅能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因此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开始离开土地，加入城镇化的浪潮，在二三产业工作中获取更高的劳动价值。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表示，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

　　郑风田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提倡便是对准了盈利微薄劳动力流失等问题，让适合种地的人去种地。

　　据了解，2012年以来，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全国共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400多万人，大多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骨干。今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随着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效开展，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快速成长，一批高素质的青年农民正在成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和农业企业骨干，一批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业态催生一批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正逐步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截至2015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达到1272万人，比2010年增长55%，农民职业化进程不断提速。

　　为什么说这些人适合种地？传统的农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传统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很低，也不愿意进行风险投入。新型职业农民要懂市场、懂经营、懂技术，这些也都不是传统农民能具备的。郑风田说。

　　毫无疑问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是追求盈利的经济人，区别于传统农民的社会学身份，决定了他们是农业规模经营乃至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

　　特点

　　走的几乎都是规模化经营路子

　　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山东省济宁市，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一位新型职业农民——马兆文。2013年开始，马兆文开始了她的新型职业农民道路。现在她所经营的向阳花家庭农场已经拥有数百亩土地，涵盖粮食、蔬菜等作物。

　　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在种植业发展，他们做的更像是一个田园综合体，规模化的经营，多样化的产业，跟二、三产业的融合也在逐步推进。郑风田说。以马兆文的家庭农场为例，起初多集中在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种植上，在2014至2015年期间，其夫妻两人共同参加了新型职业农业培训，通过培训学习，由单纯的粮食种植向经济作物迈进。2015年8月20日，向阳花家庭农场举办了第一届新型农民的吃瓜大赛。2016年春，在当地农业局的组织下，通过参观学习，他们调整家庭农场的种植结构，向精准农业、休闲农业发展。

　　而有些新型职业农民创办的农业合作社，则成为一个个的公司企业，在自己完成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为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提供了收入上涨的空间。湖北农民吴华平经营的华丰农业合作社现有分社22家，拥有社员268人，农机482台（套），常年流转土地8.6万亩，被称为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华丰样板。现代农业亟须培育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吴华平说，他希望合作社将辐射带动一批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与大家共同成长，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摇篮。

　　在讲述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成功之路时应该看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和发展，靠的是众多的配套政策一起发挥作用。首先就是如何形成适度的规模化经营，然后就是其他的配套，比如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保障双方利益，以前遭到限制的资本如何更为有序、有效地流入农业的生产端，而且要保障基本农田不被资本恶意占用，转化为非农用地。郑风田说。据了解，新型职业农民走的几乎都是规模化经营的路子。

　　201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答中外记者问时表示，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再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格局。这就为已经悄然展开的土地流转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政策保障。

　　农业适度规模化被认为是解决农民种粮收入低下、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举措。但郑风田表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很大的制约和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难以和土地的生产功能相剥离，只有促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才能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解决农业生产细碎化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

　　农业中存在的规模经济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才能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前瞻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要系统化

　　农业发达的美国，在职业农民培训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我们倡导新型职业农民，也必须在系统培训上下功夫，不能搞花架子。郑风田说。

　　回看济宁新型职业农民马兆文的成长之路可以看出培训的意义。当初她之所以动了当新型职业农民的心思，便是因为一次培训。2013年8月，马兆文参加了区农业局组织的新型农民培训，通过培训了解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发展新型主体的政策，便开始有了想当粮食大户的心思。在2014至2015年间，她又参加了新型职业农业培训，通过培训学习，开始了他们经营方向的转变，由单纯的粮食种植向经济作物迈进。2016年春，在农业局的组织下，她通过参观学习，进一步思考如何调整家庭农场的种植结构，向精准农业、休闲农业发展，通过去寿光蔬菜博览会参观学习，看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好模式，看到了新品种的种植应用。

　　新型职业农民概念提出后不久，相关培训在全国各地相继展开，但总体上仍无法满足需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15年完成的调研报告显示，48.83%的受访农户没有参加过任何新型农民培训，23.52%的农民表示对培训的内容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一些培训流于形式，对于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当然，这种情况随着中央监管以及财政保障力度的加大，也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

　　实际上，在新型职业农民各种培训兴起的背后，既有对于提升农业从业者素质的急迫需求，也有农业人才匮乏的现实窘境。全国农业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2013全国农业职业教育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业职业院校因生源严重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开办的涉农专业数量锐减，在一些农业高职院校中涉农专业学生比例甚至不足20%。教育部等五部委的一项联合调查也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共有各类农业中等职业学校530余所，而到目前，农业职业院校和涉农的职业院校仅剩200余所，十余年间锐减近300所。此外，农字头的职业院校中非农专业强于涉农专业的现象也不鲜见。

　　农业类职校数量减少，而且对于高中毕业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就导致了农业类职业技术人员的缺失，影响农业的发展。而各个高校中的农学毕业生也很少回到土地上去工作，缺乏这种吸引人才的环境。郑风田说。

　　西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绍荣表示，地方政府是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中坚力量，应该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提供高效高质的公共服务。优化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力，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出台关于惠农、育农、保农的优惠政策，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费保障体系，合理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地方政府应从实际出发，顺势而变，优化教育设计，构建完备的职教体系。

　　当然，参照国际经验来看，我们还应当在金融服务、互联网平台服务等方面进行，比如农业信贷与保险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引导社会化的组织进入农业生产的产业链。郑风田说。

　　始于2013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也终将会改变农业的供给端，其强调农业供给不仅是数量层面结构调整，更重视质量、品质、效率、生态结构的调整；不仅要深入要素层面，加快土地、资本、技术、信息、新经营主体、制度等农业要素的流动、组合、重塑，还要拓展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联动、融合和渗透，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满足日益增长和升级的消费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以提升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质量和促其科学配置为核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为依托，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不断培育提升农业供给质量的新动能，跨向中国农业的下一个新阶段。处在这么一个大的形势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仍然任重而且道远。